汤一介 （1927—2014），中国当代哲学家、国学大师，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书与人

　　我的中学阶段正好是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我读了不少书。在初中，我读的大多是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如巴金的《家》《春》《秋》，曹禺的《雷雨》《北京人》，鲁迅的《狂人日记》《伤逝》以及中国古典小说等。十五岁在西南联大附中读书时，我和几位同学一起看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们觉得延安的生活一定很有意思，于是我们就背着家里人，从昆明乘车奔向“革命圣地”延安。没想到了贵阳就被当地警备司令部抓住，把我们关在一间小屋里。先是由警备司令部的参谋长审问我们，我们都谎称说是要到重庆去念书，后来贵州省秘书长又对我们训话，最后由联大附中教务长把我们领回昆明。

　　回到昆明后不久，我去重庆南开中学入了高中。我开始读外国文学作品，我特别喜欢读苏联小说，如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这些书使我对人道主义有了一定的兴趣和认识；特别是读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更加深了我对人道主义的了解。于是“同情心”和对生命的热爱凝聚于我心中，几乎影响着我的一生。在这一期间，我开始了自己的写作，我写了一篇《论善》。我仍然记得它的主旨：珍惜自己的生命是为了爱他人，“善”就是“爱”，人活着就是为了“爱他人”，应是没有其他目的的。但这时我对“爱”的理解是那么抽象，它实际上是从爱自己的生命出发的“爱”，它并不是真正的“博爱”。

　　我高中没有读完，就回到昆明家里，自己读书，这时我对宗教的书和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开始有了兴趣，从而由此前对“爱”的抽象理解而渐渐有了较具体的体会。我读了《圣经》，知道上帝对人类的“爱”。我读佛经故事，最喜欢“投身饲虎”的故事。然而对我直接影响最大是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贝多芬传》开头引了贝多芬1819年在维也纳市政府的一段话：“我愿证明，凡是行为善良与高尚的人，定能因之而担当患难。”而《贝多芬传》的开头一段说：“人生是苦难的。在不甘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夜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没有幸福，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这种“悲天悯人”的感情可以化为一种力量，那就是中国儒家所提倡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生死观”，一种承担“人生苦难”、济世救人的理想。

　　我的家庭教育对我的性格形成无疑是有深刻影响的。我的父亲是一位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且一直在大学教书的教授。他是一位致力于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学者，但他立身处事却颇有儒家精神。在我十六七岁时，虽然对儒家思想没有什么深刻了解，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还是读过一些。例如孔子所追求的“天下有道”的理想，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以及后来一些儒家的“视死如归”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气节，对我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大概是巨大的。因而，贝多芬那段担当人生苦难的话自然就深深地感动了我，这其实仍是我以某种儒家思想心态接受西方思想的一个例证。

　　我那时认为，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活着就应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应对社会负责任。如果一个人不甘于平庸凡俗，自然要担当起苦难，所以中国有所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说法。自古至今有儒家精神的仁人志士都是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兴衰和人类社会的幸福十分关怀，往往有一种自觉不自觉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是为着一己的小我，而是为着国家民族的大我，因此可以为着一个理想的目标，舍生忘死。在这个时期，我常问我自己“为什么活着？”我很自然地回答：“是为了爱人类、爱国家、爱民族而活，并愿为之而奋斗。”这些思想感情对我的一生来说是宝贵的，因为它无疑是我们中国人传统思想文化中应受到珍视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