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记载了唐代贬官制度，“京职之不称者，乃左为外任；大邑之负累者，乃降为小邑；近官之不能者，乃迁为远官”。唐代京官，常被贬到外地，如玄宗时，张九龄为相，获罪后被贬任荆州长史，从一品大员直降为六品小官，可谓“断崖式降级”。张九龄南下途中，写诗自励“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岂伊地气暖，自有岁寒心”。
宪宗时，柳宗元自礼部员外郎贬为邵州刺史，赴任途中，再贬为永州司马，到任之后，北望思乡，写下“海畔尖山似剑铓，秋来处处割愁肠。若为化得身千亿，散上峰头望故乡”之句。但他惊诧于“永州之野产异蛇”，感叹“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虽身处险境，仍不忘民生多艰，不改其志士本色。在写给京师故人的信中，他叹息说：“假令万一除刑部囚籍，复为士列，亦不堪当世用矣。”（《新唐书·柳宗元传》）可见在唐代，不少被贬官到远方的官吏是戴罪之身，属于“刑部囚籍”。譬如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在元和元年的一封诏书里更是被列入“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归来可谓遥遥无期，令人绝望。而在此等情况下，能够保持精神旷达，且能造福一方，实是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