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历史、研究历史、借鉴历史，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多了解昨天、把握今天、开创明天的智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承担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使命。这一论述深刻阐述了历史研究的价值，也是对司马迁史学精神的褒扬。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司马迁史学精神的灵魂，是司马迁“继《春秋》”志向的集中反映。陈文洁先生在《司马迁之志——〈史记〉之“继〈春秋〉”辨析》一书中对司马迁“继《春秋》”的著书志向进行了梳理分析，作者认为，《史记》之“继《春秋》”，体现的不仅是思想上的传承，更是一种态度或精神上的继承和发扬，折射出司马迁对先圣精神特殊的尊崇方式与效法志趣，也体现出忠诚记录历史真实、深刻理解历史本质的探求精神。

　　继《春秋》：生命的寄托

　　《春秋》是一部微言大义的编年记事体史书，简略的大事中间凝结着王道大义、诉说着是非曲直、昭示着人间正道。《孟子·滕文公下》有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司马迁的心与孔子相通，司马迁之志与《春秋》相连。《太史公自序》这样评价《春秋》：“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从中可见，司马迁的《春秋》情结根深蒂固、情深意长，他已经把《春秋》当成了自己的写作典范、精神样本。我们不必拘泥于文本去探寻《史记》与《春秋》的精神关联，“继《春秋》”更多的是写作态度和史学立场的表达。

　　清人钱大昕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继《春秋》”何以成为司马迁之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父亲司马谈之临终遗命，强调接续孔子作《春秋》之功的历史使命。所谓“司马迁之志”，其实就是对历史书写的意义和价值不顾一切地追求，包含着对历史本质的终极追问、对历史精神的不断反思，体现了历史写作主体的精神自觉。书写历史的人就是理解历史的人，理解历史的人就是创造历史的人。呈现什么样的历史取决于书写者认识历史、表达历史的广度和深度。司马迁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强大解释力来自于他所坚持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

　　“继《春秋》”既体现了对历史的敬畏和敬重，又体现了历史理性和反思精神，它已经超越了治世立功的理想抱负，表达了回归史学家本来职责和天生使命的努力。历尽磨难、秉笔直书，既是对历史真实地不懈探求，也是历史书写者与历史本身的融合。也可以说，“继《春秋》”既是使命的传递，也是生命过程本身，历史理性与人生经验、历史精神与生命精神实现了高度契合。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在司马迁看来，记录历史、警醒后世是关切现实、延续生命的一种方式。《史记》是司马迁的生命寄托，也是毕生使命、身后荣辱之所在。

　　批判与建言：历史的“钢琴师”

　　历史不是一堆毫无关联的事件和人物，也不是封存在岁月深处的陈迹旧踪，而是蕴含着意义和价值的无声表达，是意味深长的暗示和启迪。司马迁是历史的“钢琴师”，他所面对的是一部波澜壮阔、生动鲜活的历史。他不是站在历史之外看历史，历史就是他的生命，他敏锐地感知每一点历史变动，而是把认识历史、理解历史作为精神使命、历史责任。挖掘和揭示历史对现实的批判性、历史对未来的隐喻性，可能是一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但这正是史家的本分。

　　后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史，记事者也。”这是一种现象层面的表述，历史显然不仅仅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更体现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和讽喻。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将其史学追求表达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究，不仅是追本溯源的探究，更是一种形而上的哲学追问；通，不仅是融汇古今的贯通，更是一种打破隔阂的广博学识。《史记》中充满了感慨和追问，感慨人事、追问天道，终成拨乱反正的一家之言。

　　历史是现实的镜鉴，从历史发展轨迹中我们可以更加透彻地认识现实，更加敏锐地感知未来。司马迁既强调史家用自己的方式书写历史的独立性，又透露出历史守望者的孤独和坚韧。历史大潮裹挟着泥沙滚滚而过，思想家的“一家之言”却傲然挺立。陈文洁说：“司马迁的一家之言以揭明治乱成败之理为务，旨在古为今用，为现实服务。”历史是要考察人类社会发展趋势和人类社会活动规律的，关切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探求历史其实也是关注现实的一种方式。只有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获得启迪，才能够变得清醒和睿智。陈文洁认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表明了司马迁修史的目的在于澄清治乱成败之源，探明为治之道，以纠时政之偏弊。司马迁以察其始终的态度解读历史，以批判现实的勇气扣问历史，救时之志溢于言表。司马迁深切了解政治现实，却又站在现实“之外”，通过深观时变，冷静观察人性世情之实，以史学家的察古知今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正如陈文洁所言：“《史记》于现实治政，既有批评，也有建言——从效果上看，批评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建言。”无论是对汉武征伐的批评，还是对《禹贡》九州之治的推崇，都体现了司马迁恤民生而慎兵事的政治理想。

　　精神格局：孤独的超越者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司马迁之志成就了一个伟大的史学家，也大大提升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境界。正是由于担负着神圣的历史使命，司马迁才获得了参酌古今的开阔视野，拥有了“天下遗文古事糜不毕集”的博大史识，最终成就了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历史抱负。

　　司马迁的历史观是大历史观，他的眼界和高度来自其作为大历史学家的沉静和深刻。述往事、思来者体现了贯通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精神格局。司马迁的“实录”说到底是对“继《春秋》”这一使命的自觉担当，“不虚美，不隐恶”不仅仅来自洞察历史真实的穿透力，而且也来自对历史大势的宏观把握、对经纬万端的历史风云的深切洞察，从而能够在历史长河中理清脉络、发现规律、扣问得失。所谓“通古今之变”，就是找出历史与现实的内在联系和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司马迁以“每用虚字诞语翻弄”的审慎态度对待史料。《太史公自序》中写道：“夫《诗》《书》隐约者，欲遂其志之思也。”司马迁意识到，欲实现“继《春秋》”之志，必须超越个人郁怨，以严苛的目光考量兴衰之乱。

　　《史记》的精神格局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历史著作，这也应归功于他所处的那个据旧鉴新、更始通变的时代。葛兆光认为，司马迁在汉代盛期书写的《史记》，超越了《尚书》（文件汇编式的历史），《国语》《国策》（拼合式的历史），《鲁春秋》（各诸侯国即地区式的历史）等的历史书写方式。因此，才有周边（大宛、匈奴）、有源头（三代本纪）、有不同阶层（世家、本纪、列传）和不同领域（各书）。这种笼罩天地、铸造古今的“历史”，其实，正是这一庞大帝国伟大历史的记录和反映。没有那个气象恢宏的时代，就不可能有《史记》这部博大精深的伟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