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本是过去特定时代社会发展、思想变革催生的产物，并经受过其后漫长的时间洗礼和严格的学理检视。后来者在研读这样的作品时自然要秉持当代的问题意识。不过，经典文本研究与现实之间的关联并不是以其思想直接对照和“套取”现实，乃至进行一一对应式勾连，而是通过研究并借鉴“经典”，培育切入时代的智慧和能力。基于此，有必要辨析经典文本研究中的两种思路。

从问题出发观照文本

在经典文本研究中，一些有强烈现实意识的论者习惯于从现实出发去观照文本，而不是从文本本身出发去勾勒问题。按照这种思路，作为研究出发点的问题，并不自文本中来，而是在研究者介入文本之前就摆在那里了。它们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当代社会实践中的重大问题；二是目前流行的社会思潮或哲学观念；三是研究者个人感兴趣的问题或者自己创设的观点。研究者研究文本的目的不是为了或者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文本及其思想的原始状况，而首先是想寻找对现实问题的说明、解释和论证。以此为出发点，研究者在解读时自然会省略文本研究的许多必要步骤。比如在选择文本时，一般不会通盘考虑作者的全部著述，而往往只选择成型的、定稿的作品。那些散乱、篇幅巨大但内容深邃的手稿和笔记，以及表征其重要思想发展环节的札记、书信等材料，往往会被弃之不顾。甚至对成型的、定稿的作品也不全面研究，而是从中挑选那些表述明确、与自己所关注的问题相关的段落，即根据问题到文本中去寻章摘句，甚至是断章取义。由此可能肢解文本思想的完整性，导致文本本身被置于工具或者手段的地位。

这里不是要否认文本研究中突出“现实视角”和“问题意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实际上，鉴于经典文本的重要影响以及维护其在当代现实生活的诠释力和生命力的必要，一般知识分子和部分不直接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在谈论、观照和研读经典文本时往往都是上述路数。然而，这种研究方式不能成为经典文本研究的唯一方式，它的局限性与合理性都是非常明显的。

从文本出发探究问题

对于经典文本的专业研究者来说，需要采取另一种思路。即以文本为本位、从文本出发，先对其产生背景、写作过程、版本源流、文体结构、思想内容、理论体系、研究历史与最新动态等多个方面一一进行梳理、考证、分析和阐发，在此基础上，从文本中抽象、提炼出重要思想与问题。至于如何评价这些思想和问题、体现其历史意义和当代价值，应当采取如下步骤：

一是回溯当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厘清什么是那个时代处于重要地位的社会问题，再将我们解读的文本所论述的问题与此相对照，判别作者是否准确把握自己时代的脉搏，是否深入分析问题的症结，有没有独特的解决思路，等等。

二是比较关涉相同哲学问题的不同理解。毫无疑问，对于一部重要的文本，我们可以从中抽象、提炼出很多思想和问题，这就需要对它们做层次上的区别，将其所体现和表征的思想、方法特别是哲学意义上的论题概括出来。这些论题在当时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具体内涵，但论题本身不一定只属于那个时代。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可能形形色色，作者的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角度和方式。将作者的探索与此前、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相关思考进行比较，能够清晰显示其论述是否科学、深入。

三是追踪该思想或问题在20世纪以来哲学史上的传承与变迁。大部分经典文本是有超越性的，后继者承续了作者当年讨论的某些含义，在新的时代境遇下又作了拓展和深化。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中的实践、劳动、生产、阶级、剥削、国家、市民社会、革命等概念，在此后的不同著述中得到进一步丰富阐释。理解这些传承和变迁，有利于更好地理解不同时代的思想及其内涵。

四是甄别该思想或问题在当代社会实践中的表征或地位。不可否认，我们与经典文本的诞生已经有了一定的时间距离，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但除了社会结构要素增多、社会现象空前复杂等差异之外，二者之间尚有诸多本质上的相似性、同构性，经典作家的言说迄今仍能指导并参与对当代现实的塑造。寻找当代社会与经典作家当年思考的内在关联，将使经典文本的当代意义理性而客观地呈现出来。

把握好两种思路之间的关系

很多论者注重经典文本及其思想的当代性，认为突出“问题意识”是唯一途径。然而这样的思路很可能陷入一种循环论证，它从问题出发，到经典文本中找到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认为这就进一步证实了其重要性，最后又回到该问题。客观审视，就问题所关涉的社会现象而言，经典文本产生的时代肯定不如当下这般复杂多样，这样的循环对于问题本身没有增添多少信息量。单纯从经典文本中发掘当今时代问题的对照，并不是真正的出路。

相反，从文本本身出发的思路，虽然最初提炼和抽象的是文本中的问题和思想，但上述各项细致的工作已经廓清了它们产生的文本背景、原初含义，以及不同思路和意义演变与当代体征，使我们既看到了延续和累积，又把握了创新与重构，得以将经典文本的当代价值呈现出来。更具有超越性的意义在于，这种研究方式在思想史的进程中凸显了文本及其思想的价值，是那种旨在单纯图解社会现实问题和流行思想观念的方式所不能达及的。

我们看到，恰如其分地关联上述两种研究方式，并不是回避现实问题。相反，这是把对历史原貌的追寻、思想史的考辨和现实的观照融会贯通，要求专业研究者进行理性思考与深度钻研。从历史性研究中延伸出现实意义与从现实出发去寻找历史佐证是不同的路径，二者应当融通和关联起来。

（作者：聂锦芳，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完整文献的马克思1857—1858年手稿研究”负责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