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等多位蔡门弟子都曾忆及一件往事：在“七七事变”前两年，东邻虎视眈眈，战争的阴霾日益浓厚。蔡元培到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请他共进晚餐，用的是西膳。蔡元培苦口婆心，规劝汪精卫改变亲日立场，收敛亲日言行，表明严正态度，将抗战的国策确立不拔。蔡元培说：“关于中日的事情，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抵抗，只要我们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言犹未毕，蔡元培的眼泪脱眶而出，滴到了酒杯中，他旋即端起那杯掺泪的葡萄酒，一饮而尽。听其言而观其行，举座动容，无不肃然起敬，汪精卫则如坐针毡，神情尴尬，顾左右而言他。爱国，有可能彰显为叱咤风云，也有可能表现为温言规劝。

　　蔡元培的性格用“柔亦不茹，刚亦不吐”八字形容最为恰当。蒋梦麟是蔡元培的早期弟子，且与蔡元培共事多年，对乃师的性格知之最深，其回忆录《西潮新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他从来不疾言厉色对人，但是在气愤时，他的话也会变得非常快捷、严厉、扼要——像法官宣判一样的简单明了，也像绒布下面冒出来的匕首那样的尖锐。”蔡元培应小事以圆，处大事以方，他“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他讲求一个“和”字，但不是和稀泥的“和”，而是“君子和而不同”的“和”。

　　蔡元培曾在南洋公学任教，黄炎培回忆道：“全班四十二人，计每生隔十来日聆训话一次。入室则图书满架，吾师长日伏案于其间，无疾言，无愠色，无倦容，皆大悦服。……吾师之深心，如山泉有源，随地涌现矣。”先生之风，果然山高水长。

　　唯仁者爱人以德，成人之美，这话是不错的。蔡元培的心地如同菩萨般善良，平生不知道如何拒绝别人的求助。晚年，他帮人写推荐信，一写就是数封，多则十来封，几乎到了有求必应的地步。傅斯年在《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风格》一文中揭示了蔡先生的仁者心法：“大凡中国人在法律之应用上，是先假定一个人有罪，除非证明其无罪；西洋近代法律是先假定一个人无罪，除非证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无不如此。他先假定一个人是善人，除非事实证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说进，先假定其意诚，其动机善，除非事实证明其相反。如此办法自然要上当，但这正是孟子所谓‘君子可欺以其方，难罔以非其道’了。”在蔡先生的心目中，只有“道心惟微”，没有“人心惟危”，他始终相信人类趋善求美是主流的，是值得竭力推动的。

　　抗战初期，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有位素不相识的青年不嫌路途遥远，从重庆寄来快信，自称是北大毕业生，在重庆穷困潦倒，无以为生，请求老校长伸出援手，将他推荐给用人单位。蔡元培当即致函某机关负责人，称那位青年学有所成，这封推荐信不久即发生效力。然而那位青年报到时，所出示的毕业证书并非北大签发。某机关负责人赶紧写信询问蔡元培，是否真的了解那位青年的底细。蔡元培回复对方：不必在意那位青年是不是北大生，只要看他是不是人才。如果他徒有北大毕业证书而不是人才，断不可用；如果他没有北大毕业证书而是人才，理应录用。你有用人之权，我尽介绍之责，请自行斟酌。结果那位青年得到了这份差事，特意写信向蔡先生道歉，感谢他的再造之恩。蔡元培回信时，没有只字片言责备对方蒙骗欺罔，反而勉励对方努力服务于社会。

　　蔡元培不惮烦劳，为素不相识的青年人写推荐信，除了爱惜人才，也因为他有一个定见：“希望在中年人、青年人身上。为这些人挺身请命，披荆斩棘，是老年人的义务！”

　　有人误以为蔡元培是一位雄辩滔滔的演说家，其实不然。他具有超然的态度，平日集会，其言讷讷，如不能出诸口，但与人交接，则侃侃如也，他最爱谈论的话题并非时事，而是教育、思想和文化。当教育部长也好，当北大校长也好，蔡元培都偏重于理想，始终只负责确立宗旨，制定方针，他并不羁縻于行政。很显然，蔡元培知人善用，他总能擢选到好搭档，如范源濂、蒋梦麟、杨杏佛、丁文江、傅斯年，个个都是治学的高才，治事的高手，为他打理实际事务。对此，胡适在1935年7月26日致罗隆基的信中有一段评价可谓恰如其分：“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唯仁者恩泽广被而若无其事。蔡元培的人格魅力怎么高估都不为过，诸多大名鼎鼎的学者均发自内心地敬重他，乐于为他效命，在民国时期的教育界和文化界，他的凝聚力和感召力都是最大的，没有之一。

　　（作者为湖南省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