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陈岱孙
陈岱孙先生（1900—1997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一代宗师。“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从上世纪40年代起，同仁们就已经亲切地将陈岱孙先生称为“陈岱老”，其中就有尊其为学界泰山之意。从1983年起，我有幸在陈岱孙先生身边求学，得到他的厚爱，度过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从今以后，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
我知道陈岱孙先生是在1980年代初。那时我在上海工作，读到了陈岱孙先生晚年三部重要作品：一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的《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二是在高校内部交流的北大经济学系《经济资料》上发表的《魁奈〈经济表〉中再生产规模的问题》一文；三是陈岱孙1981年底在《世界经济导报》上发表的《经济学是致用之学》一文。我深深地为陈先生的学问所折服，萌生了报考他的研究生的心愿。
1982年底我报考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研究生，导师就是陈岱孙。1983年2月参加笔试以后，在春暖花开的4月，我接到北京大学经济学系的面试通知。于4月22日离开上海北上，去见我敬仰的陈岱孙先生，迎接人生转折关头的考验。
4月23日上午，我来到北京大学四院115室报到。室内坐着两位老师，一位年轻，另一位是长者，穿着咖啡色的上衣，正在伏案签写一些信件，隔两米望过去，那是一些英文文件。我将复试通知交给那位年轻老师，年轻老师是智效和，他马上招呼我坐下。稍等了一会儿，待长者签完字，智老师轻声向长者介绍说：“陈先生，这就是平新乔。”这位长者就是我来投奔的陈岱孙先生！我顿时肃然起敬，望着这位看上去才60多岁（其实已经是83岁）的长者，在嗓子底里轻声叫了一声“陈老师”。陈岱孙挺拔的身子高出我一头多，他目光炯炯，从头打量我到脚，伸出大手有力地握住了我的手，随即非常随和地说：“一路上辛苦了，先找地方休息一下，住下再说。”回头便要智效和老师给我与同来面试的广东考生谢百三安排宿舍。
正式面试是3天后的4月26日上午举行的，在四院二楼的一间小房间内进行，由经济学说史教研室组织，陈岱孙、商德文老师、靳兰征老师考我。与其说是考试，不如说是和气地聊一聊。陈岱孙先生问我：“马列著作你读过哪些？”我作了肯定的回答，岱老笑了。接下来问我：“如学经济学说史，你想研究哪一段？”我说喜欢读亚当斯密与大卫李嘉图，即古典这一段，并说自己年龄已偏大。这时岱老平静地说：“今年28岁，不大，研究生这个年龄不算大，好好学，会有成绩的。”
在我的记忆里，几次报考研究生的历程，只有北京大学经济系有面试这一关。后来我到美国后知道，录取MBA的学生，面试是必不可少的。面试可以降低学校对学生评价的不确定性，降低培养风险。北大经济系当时仍由陈岱孙主持系务，录取研究生时增加面试，显然与他坚持有关。对我来说，最后能进入北大，与这次面试有着密切的关系。果然，面试那天下午，我与谢百三在未名湖畔散步，正好遇见陈岱孙走回家，我们停步向他致敬。他走近我，正式告诉我：“你的面试通过，我们已经讨论，决定录取你。”
1983年9月一开学，陈岱孙作为系主任与我们全体研究生见面。大家聚集在一教203教室，聆听陈先生的教诲。他勉励我们两条：一条是，从今以后，没有星期日，只有星期七；没有暑假寒假，只有暑期寒期。二条是，要独立思考，要争辩、要争论，可以争论个通宵，为避免影响别人，可以到水房里去争论。他说，当初他在哈佛大学就是按这两条做的。这是陈岱孙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做学问的“十字法”
我们那届研究生里，陈岱孙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只有我一人，在岱老门内学习，他只管我两件事：选课与论文。这是我人生第二个充电期，我总想多学一些，恰好岱老治学强调“宽口径”与“厚积薄发”，与我当时的想法十分投合。开学后两周，我来到岱老的家请教如何治学，他用手画了一个“十”字，告诉我一个“十字法”。所谓“十字法”，便是建立一个学问的横坐标轴，以微观、宏观、财政、金融、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为横坐标上的点，再建立一个理论史的纵坐标轴，上从亚里士多德，下至今天各大经济学家。然后，横纵轴上坐标对应的一点，便是某人关于某个领域的思想，或是某一领域内几个人的不同观点。岱老说：“修课的目的就是建立这两个坐标轴。以后，你能有多大的作为，取决于这个十字架构造得如何。”
我还是很幸运的，在1984年秋天，我在研究生二年级时遇上了陈岱孙、厉以宁合作为研究生开“国际金融名著选读”课程的机会。那一年，陈岱孙84岁，厉以宁54岁。那是陈岱孙在北京大学、可能也是他教学生涯里最后一次系统开课。选什么书让我们读？两位老师非常严谨，对书单精挑细选，被他们选中的书，不是他们自己原来读过的，就是这次亲自翻阅过的。
记得1984年7月一天傍晚，我去厉以宁老师家，正好遇上他提着一个布包从北大图书馆回来。那是7月的盛夏啊，厉老师穿着帆布工作服，头发上还带着一层灰，是在图书馆入库找书时书上落下的尘土。他对我说，今天还比较幸运，找到一本合适于你们读的书。那个年代，图书馆内部是不装空调的，为保护书，书库连窗也是闭着的。一个老师要在如此炎热的夏天，又是如此闷热的书库里读一天书，为研究生找一本合适的书，实在让我心生敬佩。后来我们发现，选入这个书单的书全是名著，大多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刚出版的英文书，还有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论文。我们开学是在9月，但是陈岱孙、厉以宁两位老师为这份书单已经提前投入了两个月的时间。这就叫“备课”。
“国际金融名著选读”的第一堂课是1984年9月的一个晚间上的，教室是陈岱孙在北大未名湖北岸镜春园79号甲的家里。那晚虽不能称“结彩”，但岱老家的确是“张灯”了，院子里和门厅里所有的灯都亮着，我们20来个学生就站在岱老家那间十几平方米的厅里。厉以宁老师和夫人何玉春老师也来了，我亲眼见到厉老师与何老师见到陈岱孙先生时毕恭毕敬地立正、鞠躬、执弟子礼的场景。老师们的这种身教让我记了一辈子。两位老师给每个选课的同学落实了一本要精读的书，要求我们花一个学期读完，做读书笔记，下学期再来交流。厉以宁老师帮我挑选的书是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对此，岱老完全赞同。维纳是陈岱孙在哈佛经济系读博士研究生时的同届同学，他对这部书非常熟悉。
1984年秋季学期，我们就听陈岱孙、厉以宁两位老师讲国际金融学说的发展，主要是汇率理论、国际收支理论和资本国际流动理论的进展。记得是晚秋，室外枫叶在秋雨中飘落，教室内陈岱孙的讲课声音平和，带着一种世道变迁的沧桑感。陈岱孙讲了两周，每周半天。我看得很清楚，陈岱孙的讲义全是用英文写的，但他讲课中没带一个英文词。84岁的老人，讲课思路仍然非常清晰，口齿清楚，板书的字大而美，两个字就是一黑板。他讲的是16世纪至18世纪资本主义早期盛行于英、法的重商主义的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主张。他主张区分早期重商主义和晚期重商主义，他抓住资本主义早期贵金属积累、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在产业资本发展之前出现的这一经济现象，认为，早期重商主义强调以出口积累贵金属，这是一种外汇储备学说，实质是出于资本积累之需；而晚期的重商主义强调国家（政府）保护、对经济的干预，这是国家走强时期政治家与商人联合之产物。这一论点，即使到今天，对我们认识外汇储备与国家做强之间的关系、认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也是有启发的。
我的毕业论文就是在读完维纳的《国际贸易理论研究》一书之后确定选题的，这是厉以宁老师建议的，对此，岱老完全赞同。但做毕业论文远远超出了读一本书的范围。一做毕业论文，岱老就直接给予指导，前后涉及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的十几位货币理论家，岱老都能悉数道出。他让我将这些英文古版书借出，仔细阅读，这使我终生对读英文原著形成了偏好。
在做毕业论文过程中，我研读了10卷本李嘉图全集，非常惊讶地发现，在10卷本的李嘉图全集中，陈岱孙为第4、5、7、8、10卷的中译本写了序言。这些卷本所涉及的是李嘉图的通货、银行理论的论文，以及李嘉图在英国下议院关于通货、谷物法的发言，还有大量通信和李嘉图自传，而陈岱孙写的序，无不以简约的文字对这些文献作了精彩的点评和正确的导读。读了这些序言，我才知道，陈岱孙对于李嘉图的著作是烂熟于心的，他是中国当之无愧的研究李嘉图的大师。可他本人从没有向我提示过这些。
“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教书”
陈岱孙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培育只是他一生教育和培育无数学子的一个缩影。他晚年总结自己一生，说过“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教书”。他留给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石碑上的题词是“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陈岱孙为此的确是贡献了差不多一百年。
陈岱孙，曾用名陈总，福建闽侯人。1900年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家庭。1918年考取庚子项目留美资格，1918—1920年在清华留美预备班学习，成了一个清华人。1920年先到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学习经济学，在此地他受到了美国经济学学术带头人伊利的影响，接受了比较系统的制度经济学的训练。1922年7月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博士，1926年以麻省财政预算的经济分析为博士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陈岱孙一生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就是从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开始的。
1927年2月回国后，陈岱孙获得清华大学聘书，任经济学教授。不久由于他学术行政能力出众而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兼经济系主任。从1927年到1952年，陈岱孙一直是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与经济系主任。他不仅是清华经济学与社会科学的学术掌门，而且有杰出的总务管理和校务管理能力。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他临危受命，三过家门而不入，被清华大学委派前去长沙为迁校而筹建临时大学；当刚新建的长沙临时大学被日军飞机炸毁后，他和清华同仁又马不停蹄地赶赴云南筹建西南联大。每当他与我谈起这些，那种国破家失的痛楚都会浮现在他的脸上。他们这代学者是真心爱国，同赴国难的。
在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陈岱孙又被清华大学先派回北京担任清华大学保管委员会主任，负责从日军手里、后来是从国民党军手里接收清华校园、图书和财物，为重建清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可以说，陈岱孙将自己的青春、最美好的前半生贡献给了清华大学、贡献给了学生。
陈岱孙的后半生主要贡献给了北京大学、贡献给了北大的学生。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陈岱孙出任刚组建的中央财经学院第一副院长（没有院长），主持日常工作。1953年10月被调到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于1954年7月出任北京大学经济学系主任，直到1984年，陈岱孙担任北大经济学系主任达30年。
1976年以后，陈岱孙依靠北大经济学系的学术队伍，服务于国家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战略，迅速将西方经济学的成果介绍到中国。陈岱孙担任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期间，领导全国高校与社科机构的专家学者编写《国外经济学60讲》，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学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走向现代化产生了重大影响。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在1985年成立，1994年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在原北大经济学院经济管理系的基础上成立，以及1994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后来的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成立，都倾注着陈岱孙的一腔心血。
总结陈岱孙教授一生的教育生涯，可以说他是“三校五院”的学术“掌门”。哪三校？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哪五院？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陈岱孙的名字是一种精神，是一种传统，一直传承于这“三校五院”。
像弹掉灰尘一样轻轻地将荣誉弹掉了
陈岱孙学贯中西，他的理论贡献是多方面的。一是对于财政学的贡献。陈岱孙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财政学的。他在上世纪30年代花一年时间到欧洲收集过各国预算体制的资料，他当时的计划是比较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的预算体制，从预算体制入手研究财政体制。他带回来许多书面资料，并在清华大学开始了这方面的研究。但是七七事变一来，他在清华办公室和家里放的资料都被战火毁掉了，后来就没有再重新收集材料。但是他一直是中国一流的财政问题专家。
我在1980年代作财政问题研究，向他请教财政问题时，他还是认为预算问题才是财政的“牛鼻子”。他认为中国的税收改革可能没有预算改革重要。我开始对这一意见没有重视，现在30年过去回头看，中国的30年财政改革的确是主要改了预算体制，出问题也主要出在预算体制上。陈岱孙是想作预算体制比较研究的，为什么他只选了英国、美国、法国与苏联？法国是中央集权型的预算体制，美国是分权式的联邦预算制，苏联当时是社会主义预算，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适合于中国的预算制度？这是他留给我们的问题。
二是货币理论。他在教学工作之余，写得最用力的论文，我认为是写于1936年发表于清华大学《社会科学》上的论文《通货膨胀与岁计》。这是一篇论述财政与货币关系的论文。他认为，财政赤字会引发通货膨胀，而通货膨胀本身也是一种税收。论文分十节，论证了财政支出结构与通货的关系，也论证了通货增发到向物价传递有一个过程。反对通货膨胀是陈岱孙一生的主张。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国内有一种观点，认为对向市场转轨过程中的经济的货币发放可适当宽松。我也是赞同这一观点的，但陈岱孙对此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坚定地支持中国人民银行的信贷计划控制政策，认为信贷配额在中国还不能取消。30年过去，实践证明陈岱孙的观点是有远见的。直至今日，信贷计划和信贷额度调控仍然是中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之一。
三是汇率理论与政策。陈岱孙在上世纪30年代参与过旧中国政府关于法币制度的改革设计，还参加了1935年底在北美举行的国联一些国际金融专家关于国际金融与汇率的国际会议。尽管在“文革”中陈岱孙为此吃了不少苦头，但他对于汇率和资本的国际流动问题一直是有实际感受的。他在为我们开的“国际金融名著选读”课中就指出过，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当时不能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也不宜再维持固定汇率制度了，应该实行“蠕动盯住”的汇率制度。他一直强调“流动性”，认为国际资本流动才是汇率不稳定的基本原因。他在给我们讲课时是用“头寸”表示流动性的，这个观点就是在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后的今天来看还是有道理的。
四是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态度。陈岱孙在改革开放时期积极地向国人介绍西方经济学，但他也一直提醒国人，对西方经济学不能照搬。他是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博士，也是西方经济学在中国传播的第一批学者中的代表。但是，陈岱孙经过一生的比较和思考，他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他在当初面试我时问我的问题，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他在晚年的全部著作中都指出，对于西方经济学要批判地吸取。因为，总的说来，西方经济学是属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具体地说，在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之间，他认为是实证经济学可吸收的东西更多一些；在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之间，是微观经济学可吸收的东西更多一些；在一般经济学理论与具体应用经济学理论如环境经济学、投入—产出学这样的学科之间，应用的学科可吸收的东西更多一些。他不主张只按财富增长为目的来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他指出，一国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学理论，是取决于国情的。19世纪末美国一开始也是照搬古典经济学的，后来发现古典经济学与美国国情不合，美国经济学家就吸取了国情与美国接近的德国历史学派的理论与方法，创立了美国制度学派。他明确写道，“社会主义经济有着不同的社会价值标准。集体主义和计划性的经济干预是这一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而生产资料公有制是这一制度的前提。社会主义经济所关心者不只是国民财富的生产和增长的问题，而是建立社会上人与人平等的生产关系和随之而存的社会所创造的财富在国民中公平分配的问题”。
陈岱孙的学问还体现在他晚年写的几十篇序言里。他对于北大经济学系的同仁有求必应，为每一位教师出版的书作序。他写的序，都独立成篇，是理论精品。他不辞辛苦，为数以百计的年轻人出国写推荐信。
我从来没有发现过陈岱孙发过火，他总是那么温和、慈祥。在我的印象中，陈岱孙好像从来没有得过什么优秀教学奖，没有得过什么杰出人才奖。尽管人所皆知陈岱孙的讲课精湛无比，他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别人拿奖，他祝贺得奖者。他也好像没有拿过什么重大课题经费。他像弹掉灰尘一样轻轻地将荣誉、奖金弹掉了。
另外，即使是在税收制度不完善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岱孙仍是守法纳税的模范公民，他每年按时纳税，并认真写纳税报告，亲自交到北京市海淀税收机构。他一生发表的论文，基本上没有与人共同署名的。只是晚年出于提携年轻人，在与几位身边的年轻人讨论后，在极少几篇让年轻人主笔的文章上与年轻人共同署过名，原因是有陈岱孙署名的文章好发表。但是，这些文章一概不收入《陈岱孙文集》，一律不收入晚年他自己修订的《陈岱孙学术论著自选集》里。
陈岱孙一生干干净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