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5年，闽越王发兵进攻南越国的边境城邑，武帝便派大行令王恢和大农令韩安国分别援救南越。不过大军出发后，闽越王就被其臣子刺杀，武帝便下诏撤回军队。相比汉匈之战，这样的战事仿佛只是一个乐章，更多带有震慑性质。

　　一个锁配一把钥匙

　　事实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汉匈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并非源于汉武帝单方面好战。法国学者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一书中，就曾这样描述游牧民族：“草原上的这些短头型人，无论是匈人、突厥人或蒙古人——他们头大，身壮，腿短，是常年骑马的游牧民，这些来自亚洲高原上的‘马背上的弓箭手’们沿耕地边缘徘徊——在15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地袭击定居文明社会。”

　　而汉高祖刘邦就曾于平城被匈奴军队包围，以致“七日不得食”。如王恢所言，汉与匈奴和亲，大概总是维持不上几年，他们就又背弃盟约。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与其说汉武帝“好四夷之功”，不如说他因势而谋、顺势而为。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勇锐轻死之士”辈出也是必然。但若无汉武帝的用人谋略，则英雄必无用武之地。

　　当然，武帝时代的汉匈之战，则是由汉发起的。在公元前135年，匈奴曾前来请求和亲。当时大行王恢意见是发兵攻打匈奴，韩安国则主张和亲，群臣大多附和韩安国，于是汉武帝便允许汉匈和亲。

　　就在这短暂的和好期间，卫尉李广和中尉程不识，原分别驻守云中郡和雁门郡，于公元前134年6月被罢免了职务。这两人属于完全不同类型的人才，治军理念完全不同，李广很随意，没有固定编制，不讲究排列阵势，夜间不敲刁斗巡逻，但也远远派出侦察哨兵，军营未曾遭到袭击。程不识则治军严谨，军队不能随意休息，也没有遇到危险。但是，匈奴人更害怕李广的胆略，汉军士兵也多愿意跟李广作战，不愿隶属程不识。

　　司马光就此有一段议论，他说：“以广之材，如此焉可也，然不可以为法”，“效程不识，虽无功，犹不败；效李广，鲜不覆亡哉”，意谓这样做，李广可以，但别人不能效法。效法李广，很少能避免全军覆灭的结局。这个说的在理。但在对付当时机动性、灵活性强的匈奴军队，不能不说李广的办法可能更有效，侦察哨兵即是他的耳目，比外在的巡逻更管用，同时不设防的营地，反而易让匈奴军队生疑。

　　在今天看来，这实际上涉及两类人才的任用问题。一把钥匙能打开一把锁的，就是人才。否则配备再多标准钥匙，开不了锁也白搭。对于具体人才来说，不能用一个标准一刀切，应允许人才有自己的个性，倘若要求李广们如程不识一样，恐怕会扼杀天才。反之，让程不识们去效法李广，恐怕全部玩儿完。这里的关键是，不同人才都要为我所用，同时允许不同人才尽展其才，而不去横加干涉。

　　“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

　　接下来，大汉的历史舞台上，就是卫青、霍去病等名将的出色演出，他们屡次对匈奴作战，取得了赫赫战功。

　　公元前129年，匈奴入侵上谷郡，杀害抢掠官吏百姓。武帝派遣车骑将军卫青等四将出兵。结果公孙贺一无所得，公孙敖、李广被匈奴打败。李广还被匈奴活捉，靠装死麻痹对方抢其马、夺其弓而逃脱。只有卫青打了胜仗，因而被赏关内侯的爵位。

　　卫青“虽出于奴虏，然善骑射，材力绝人，遇士大夫以礼，与士卒有恩，众乐为用，有将帅材，故每出辄有功”。古人讲“猛将必发于卒伍”，卫青更是出身于奴仆，武帝起用卫青，在当时可谓非常之举，而卫青屡立战功也表明武帝知人善用，“天下由此服上之知人”，可谓众人皆服。

　　第二年，匈奴再次入侵，武帝再次起用李广，任命他为右北平太守，匈奴称李广为“汉之飞将军”，畏避他而连续几年不敢入侵右北平郡。不因李广一败而弃用，是武帝的开明处。但武帝有点迷信，觉得李广运气不好，以致后来李广饮恨沙场，这是后话。

　　用人态度上的拐点

　　这时候，武帝开始越来越重视人才的举荐，为此于公元前128年下诏说：一个郡竟然不向朝廷举荐一个贤人，这说明政令教化不能贯彻下去，而那些积累了美德善行的贤人君子，被阻塞、被壅蔽，使天子无法得知。“且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古之道也。其议二千石不举者罪！”有关官吏便奏报：凡是不举荐孝子的，属于不遵守诏令的行为，应当按“不敬”的罪名论处；凡是不察举廉吏的，就是不胜任职务，应当罢免官职。武帝批准了这一建议。对不举荐人才者论罪，武帝这是要动真格，也表明武帝重视人才，亟待发现人才。

　　当时，临淄人主父偃、严安，无终县人徐乐，都向武帝上书议论政事。主父偃在齐、燕、赵各地活动都“莫能厚遇”，家贫而借贷无门，便西入关中给武帝上书，早上把上书转呈武帝，晚上就被召入宫中拜见武帝。主父偃上书“所言九事”，其中有一项是谏止征伐匈奴的：他引述《司马法》说“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平，忘战必危”，指出“夫务战胜、穷武事者，未有不悔者也”。这些道理似乎不太合武帝胃口。但武帝对他们都很欣赏，对他们说：“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确实有点求贤若渴的味道。武帝把他们都任命为郎中，主父偃更受信任宠幸，一年内升了四次官职，担任了中大夫。

　　不过，主父偃的被杀，则可以看成是武帝对待人才态度上的一个拐点。其求贤也急，其杀才也疾，当从主父偃开始。

　　在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就被全家灭族。这一年，他曾劝汉武帝实行“推恩令”、设置朔方郡，亦可谓有功于朝廷。不过，主父偃有点横行无忌。他曾说了一句后世知晓的名言：“吾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表明他不愿意默默无闻，不论生与死，都要过响当当的人生。他年轻时曾游历齐和燕、赵三国之地，未被赏识，等到他身居高位，即在不长的时间里接连毁灭了燕、齐两国，在外人看来多少有点公报私仇的意味，于是赵王刘彭祖害怕自己成为下一目标，便上书告发他接受诸侯贿赂，使诸侯王的子弟大多得以封侯。当时，武帝认为是主父偃逼迫齐王刘次昌自杀，就把主父偃逮捕下狱。武帝不想杀他，但公孙弘说：“陛下不诛偃，无以谢天下。”公孙弘这一说可谓关键一推，主父偃再无活路，武帝便灭了其全族。司马光称汉武帝“行法无所假贷”，此之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