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藏书中，有一册郑振铎签名本《劫中得书记》。

　　《劫中得书记》是郑振铎在抗日战争期间，蛰居上海租界“孤岛”时撰写的一部著作。该书记载了他在抗战劫难中历尽艰辛抢救古籍文献的经历，包括访书所得、版本鉴定、内容评价等题跋、札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孤岛”救书倾其力

　　郑振铎，我国二十世纪著名学者、作家，新中国第一任文物局长，更是学界公认的藏书大家。

　　藏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古代藏书，源远流长。《庄子天下篇》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时已有私人藏书。两宋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发展，私家藏书遂成风气。明清两代，为藏书家之鼎盛时期。在此漫长历史进程中，藏书家为了搜寻各种孤本珍籍，甚至不惜倾家荡产，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风流儒雅的书林佳话。

　　藏书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痴书”。明代学者王世贞不惜以一座山庄换一部宋刻《两汉书》，历来为藏书界津津乐道。而郑振铎在抗日烽火中冒着生命危险，留在上海“孤岛”抢救收购图书文献，更为世人赞誉。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上海除了苏州河以南的所谓英美等国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暂时未被占领外，其他地方都沦陷日军铁蹄之下。人们称这块四周被日军包围的暂未被占领的地方为“孤岛”。“孤岛”时期，因战乱遭兵火劫掠，诸书院、书局及私家所存之版片，或全部付之劫灰，或被损残缺不全。公私藏书遭劫，通衢之间，残书布地，不择价而售。亦有以双篮盛书，肩挑而趋，沿街叫卖，书籍存亡，同云烟聚散。更使郑振铎忧心如焚的是，大劫之后，文献凌替，诸多珍籍被北方汉奸官僚、敌伪机关，以及美日文化团体收去，流出国境。美国国会图书馆东方部主任赫美尔（汉名恒慕义）称：中国珍贵图书，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自今而后，将来研究中国文化，或将以华盛顿及美国各学府为研究中心矣。

　　为此，郑振铎赶写了一篇《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发表于茅盾主编的《文阵丛刊》卷首。他指出：中国民族文化历经创伤，大江南北文化损失惨重，为了子孙后代，为了将来中国的复兴，必须开展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在此期间，郑振铎除了必须到暨南大学上课外，其他时间几乎全部扑在抢救古书上了。他在后来回忆中写道：“夫保存国家征献，民族文化，其苦辛固未足埒攻坚陷阵，舍生卫国之男儿，然以余之孤军与诸贾竞，得此千百种书，诚亦艰苦备尝矣。”正是在郑先生这种心专志一、手足胼胝、日无暇晷、节衣缩食的努力下，他和爱国学界著名人士组织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同仁一起，收购了江南玉海堂、群碧楼、风雨楼、适园、嘉业堂等大量珍贵藏书。其中可进入高标准“善本”之库的就有4000种左右，已抵得上当时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北平图书馆善本库的总数。现今台湾“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库，也几乎全是由他们当时抢救收购的。

　　郑振铎在上海“孤岛”时期大量抢救古籍文物一事，后来传到延安。国统区黄炎培、章伯钧、傅斯年等民主人士应中共之邀访问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座谈。黄炎培先生关切地问及南方文物很多，应该如何保护处理。毛泽东当即插话说：“文物的事情问郑振铎好了。”这恐怕也是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任新中国首任文物局长的缘由。

　　辛苦十载购杂剧

　　郑振铎平生钟情于书。他在《劫中得书记》序中曰：“余聚书廿余载，所得近万种。搜访所至，近自沪滨，远逮巴黎、伦敦、爱丁堡。凡一书出，为余所欲得者，苟力所能及，无不竭力以赴之，必得乃已。典衣节食不顾也。故常囊无一文，而积书盈室充栋。”但他藏书，并不像古董收藏家那样为藏书而藏书，而主要是为自己研究直接或间接的需要而购书。他曾想刻两方图章，一方是“狂胪文献耗中年”，一方是“不薄今人爱古人”。对于古人、今人的著作，凡稍有可取或可用者，都“兼收博爱”。为了当时和将来研究工作所需，常有“人弃我取”之举。诸如自古藏家不甚经意之戏曲、小说、弹词、宝卷、大鼓词这类“不登大雅之堂”的古书，诗词、版画之书，印度、波斯古典文学之译作，亦常搜访于冷摊古肆，收入庋架。

　　郑振铎着意收购的中国古代戏曲门类中，最关注元代杂剧。元剧是我国戏曲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出现了关汉卿、王实甫这样堪与莎士比亚媲美、比肩的世界级戏剧大师。然而经历几百年改朝换代，兵火战乱，风风雨雨，留存下来的作品却很少。上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偶从《国立北平图书馆月刊》上读到常熟藏书家丁祖荫一篇文章，透露丁氏藏有《古今杂剧》六十六册。看到此消息，他连忙写信给北平友人，追查此书踪迹，同时又拜托与丁氏相识友人询问丁氏。但丁氏告知此书已归还原主常熟旧山楼赵氏，他又问赵氏后人，回答“不知”。直至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书店老板电话告诉他，在苏州某书贾处发现此书，其中有刻本、钞本，钞本大多还有清常道人的题跋。郑闻后欣喜若狂。后经他与上海苏州书贾老板多次往返集议，最后终为国家购下。他购买的这部书，不是一部普通的戏剧集。六十六册书中包含二百四十二种杂剧，其中有一半是湮没了几百年的孤本；而这一百多种孤本中，元人所作就有二十九种。作家徐迟后来在报告文学《火中的凤凰》中曾写道：“你能想象吗？这是多么惊人的发现！仅仅发现了莎士比亚的一个签名，全欧洲为之骚动。如果发现的是莎士比亚的一个从未见过的剧本，你想，又将如何？试想，文艺复兴距今不过三四百年，我们的元代，至今却有六七百年之久。”他激动地指出，这一抢救工作，“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增添了许多本名著，不仅在中国戏剧史上是一个奇迹，而且在中国历史、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上也是一个最惊人的整批重要资料的加入”。此发现，在近五十年来，“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不下于敦煌千佛洞旧抄本的发现”。他当时对此书作了深入研究，定名为《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并撰写了三万余言长跋。直至1958年，他在主编《古本戏曲丛刊》时，还将这部“奇书”中许多原抄本影印进去，并在1958年10月17日，率中国文化代表团出访飞机失事前两天撰写了序言，成为他一生中写的最后一篇文章。

　　合力编谱终完璧

　　郑振铎先生藏书的重要目的，就是在收藏图书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学术研究和写作。在他一生中，不仅利用藏书编辑影印大量古籍，而且撰写出版了传世力作《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共四册）《中国俗文学史》等论著。他最具代表性的巨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被专家称为“建国前最好的一部文学专著”。《中国俗文学史》涉及的内容及材料的丰富翔实，为以前同类著作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所远远不及。从此，在中国文学界确立了他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

　　在编印古籍方面特别值得大书一笔的，是他与鲁迅先生合作编选重印的中国木刻笺谱。郑少年时就喜欢看旧小说书前的“绣像”，20世纪二十年代初到上海后，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曲时便留意刻本之插图。鲁迅先生对此也有浓厚兴趣，并由冯雪峰陪同，到他家欣赏他所收藏的明清版书籍插图。后来他又托朋友送鲁迅一盒印有彩色版画的信笺及信封。1933年2月3日，鲁迅收到他托周建人转送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前三册，对书中所收版画插图十分欣赏，终于引发鲁迅提出一个考虑多时的计划，建议与他合作编选笺谱。并称此事“实不独为文房清玩，亦中国木刻史上之一大纪念耳”。于是，他负责在北平琉璃厂各文玩店铺搜辑齐白石、陈师曾等名家笺纸，然后分批寄到上海，由鲁迅负责挑选，一起商定笺样选择、印刷用纸、版式大小、序目编排、预约定价、广告写法、请人题签等事宜，然后再寄回北平由他负责请有关店铺印刷。六册一套精美的《北平笺谱》在1933年底印出，他于1934年初将样书送给鲁迅。鲁迅十分高兴，并将此书分寄苏联、美国、法国、日本等国的图书馆和国内外友人。《北平笺谱》初版刚印好，他又向鲁迅提议重刻明代《十竹斋笺谱》，鲁迅力助其成，并亲撰《十竹斋笺谱翻印说明》。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只见到《十竹斋笺谱》第一册，待第二册即将刻成之际，鲁迅先生却不幸逝世。之后，他继承鲁迅遗志，至1941年11月，终将两册印制完成，合为完璧。他认为：古代艺术的精品，大量地传播出去，作为新生创作者的“借镜”或“参考”，是很重要的事业。鲁迅先生与他合作编印的这两部笺谱，称为“刻的丰碑”，是当之无愧的。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人各有自己的生活轨迹、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有书真富贵、无事小神仙”，是中国历代学人向往追求的生活情趣。清代著名学者顾炎武外甥、藏书家徐乾学有一藏书印“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对比了物质财富和文化财富的关系，为学界所称道。在当下物质化商业化风靡、休闲化娱乐化为时尚的今天，郑振铎先生这种求书、藏书、读书、写书的志趣及精神，值得国人认真思考并弘扬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