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代雄主中，唐太宗李世民可算得上最善于用人的一位。在他任上，有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一大批当世闻名、后世流芳的贤人。唐朝能够迅速从隋末的战乱中恢复，开创贞观之治、大唐盛世，与李世民的雄才大略和用人谋略是分不开的。

　　所谓用人，当然不只是知人，也不只在量才录用，更体现在用其言、显其能。对于贤能来说，不仅是居上位者能尊重他，更希望用其能以治事，否则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岂非有“闲愁最苦”之叹？在这个意义上，唐太宗的用人谋略更值得后世深思。同时，又因其时已由乱转治，其承平时期在用人内涵上的开拓，更有划时代价值。

　　延四方文学之士

　　从617年于太原起兵，不到半年即攻入长安，到618年农历五月李渊即皇帝位，隋朝其亡也忽，唐朝其兴也勃。李世民攻城略地，功勋卓著，于621年被唐高祖任命为天策上将。这时的李世民，因为国家逐渐平定，便在宫殿西侧设馆，“延四方文学之士”，任命秦王府属18人兼任文学馆学士，号称“十八学士”，其中就有杜如晦、房玄龄、虞世南、褚亮等贤达。士大夫能够成为文学馆学士人选，当时人就称为“登瀛洲”，意谓一步成仙。李世民未登大位即如此重视人才，由此可见一斑。

　　李世民功名日盛，而太子李建成喜酒色，齐王李元吉多过失，高祖有意让李世民取代李建成，于是冲突不可避免。一番争斗诋毁不可尽书，最终使李渊对李世民疏远猜疑，李世民也喝了李建成的毒酒差点没命，以致水火不容，“存亡之机，间不容发”。李建成的策略开始升级，把秦王府的人才全部排挤掉，拉拢尉迟敬德不成便欲杀之，诬陷程知节（即程咬金），如程所言“大王股肱羽翼尽矣，身何能久”，最后把房玄龄、杜如晦都诬陷斥逐了。李建成拿李世民的人才下手，致其无人可用而成孤家寡人，可谓切中要害。

　　关键时刻，于626年，李世民伏兵玄武门，杀李建成、李元吉。于是唐高祖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一应国事，全由李世民处理，再听奏报。于是，李世民开始起用一批贤能。其中就有原太子李建成的洗马魏征。李世民能用魏征，显其雄主大肚量处，也从此开始了魏征在大唐盛世的重要出演。

　　不久魏征即干了一件见品行的事。朝廷派他安抚山东，任凭他见机行事。结果他私自放了原太子千牛李志安、齐王护军李思行，并说自己“且既蒙国士之遇，敢不以国士报之乎”！李世民闻之甚喜。这一年八月，李渊把皇位传给李世民，自己做了太上皇。从此，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开创大唐盛世。

　　大公无私才能天下归心

　　626年9月，李世民开始封赏功臣。和其他朝代一样，这种封赏往往都会争论不休，如何平息争论，令众人皆服，最见雄主智慧。当时，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而秦王府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嗟怨“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反出前宫、齐府人之后”，这些人和淮安王、壶叔一样，都是典型的“家天下”思维。唐太宗当时即予以驳斥：“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这段话连续三个反问，有破有立，先立后破，酣畅淋漓地批评了那些瞎议论乱埋怨者。其所立者，千载以下仍灼灼其华，令人警醒：大公无私才能天下归心；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设官定职都是为百姓，理应择贤而用决不可为私。

　　如何考察用人？太宗的做法很独特，把都督、刺史的名字写在屏风上，坐卧都留心观看，得知在任内的善恶事迹，均注于他们的名下，以备升迁和降职时参考。这“名于屏风，坐卧观之”，表明太宗把人才放在心中、把用人放在首位。我们今天强调县委书记的极端重要性，当时的太宗则说：“县令尤为亲民，不可不择”，真可谓古今一理。当时，太宗下令朝廷内外五品以上官员，各荐举能胜任县令职位的人，报上他们的姓名。太宗治政，确能抓其关键。

　　进入629年，太宗便任命房玄龄、杜如晦为左右仆射，魏征为秘书监，“参预朝政”。三位贤臣被放在了关键岗位上，并下令，尚书省琐细事务归尚书左右丞掌管，只有应当奏明的大事，才由左右仆射处理。这是为他们减轻俗务负担，而一心抓大事，求贤能。房玄龄与杜如晦“引拔士类”皆不遗余力，可以说为大唐发现任用了一批人才。

　　不独私故人

　　当时，房玄龄、王珪执掌朝廷内外官吏的考核，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上奏称有不公平处。太宗便命侯君集重加推勘。照理这都很在理，但真要这么做了，又会有什么后果？幸好魏征看出其中端倪，便劝谏道：房、王都是老臣，素以忠直为陛下信任，所考核官员过多，中间能没有一二个人考核失当？体察其实情，绝不是有偏私。如果找到失当处，那就不可信，怎么能重新担当重任呢？

　　魏征着眼的是大局与后果而非具体是非。毕竟，贸然行之，首先就是隐含着一种不信任，其次发现有一二个人失当，则等于把失当放大而掩其绝大部分得当，也是一种不公平。魏征接着分析权万纪的动机，说他近来一直在考堂叙职，并没有任何驳正，等到自己没得到好的考核结果，才开始陈述意见。“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诚徇国也。”最后，太宗便放下此事不再过问。总的来看，太宗重加推勘有点矫枉过正，但完全不察也有失公平。

　　这一年，太宗还差点干了一件徇私情的事，还好又是魏征及时劝阻。当时，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职，上表陈情说是秦王府僚。太宗怜惜他，想让他官复原职。魏征和太宗的一番话，更振聋发聩。

　　魏征说，秦王府的旧僚属居朝廷内外官的很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采纳了魏征的意见，说的话也发人深省：“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于是赐帛打发他走了。由此想起毛泽东同志曾为自己定下的三条原则：“恋亲，但不为亲徇私；念旧，但不为旧谋利；济亲，但不以公济私”，把亲旧看得重，更把公与私分得清，这才是居上位者应有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