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吕调阳 以定四时

　　《周易》中说：“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世界观决定人生观和价值观，个人如此，国家民族亦是如此。仰观与俯察代表了中华民族祖先观察世界的方式，并由此演绎衍生出了中华文明的一系列特质。

　　中国地理上处于北半球，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中国人的祖先逐水而居，于山川陇上、洞穴丛林间游走生存，在农耕和狩猎之余夜观天象，浩瀚的夜空繁星点点，启发了鸿蒙之初中国人朴素的想象力。温润的地理气候条件，养成了眷恋历史过往、相信周而复始的民族性格，春种秋收、日升日落，云卷云舒、花开花谢，自然景物中浸透了宇宙运行的规则，也注入了微妙的情感。整个世界都是中国人观物取象、触类旁通的媒介和窗口，天地为宾客，造化即人间，东海西海，心同理同。

　　《易经系辞下》中说：“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包羲氏就是中华始祖伏羲的别称，传说伏羲在甘肃天水夜观天象、俯察地理，参透了宇宙四时运转的奥秘，创立最早的八卦，后经过周文王的改造，八卦、易学成为中华文化的瑰宝。

　　蒙学经典《千字文》中“律吕调阳”，就是指将一个八度分为十二个不完全相等的半音，从低到高依次排列，每个半音称为一律，其中奇数称为六律，偶数称为六吕，六律第一个是黄钟，六吕的第一个叫大吕，所以音乐里有黄钟、大吕之说。相传黄帝命乐官伶伦，用十二根空竹管，里面灌满用苇子膜烧成的灰。把这些管埋在西北的阴山，拿布幔子遮蔽起来，外面筑室，绝对吹不到一点风，用它来候地下的阴阳二气。冬至时候阳气一生，第一根叫黄钟的管子里面的灰，自己就飞出来，同时发出一种“嗡”的声音。这种声音就叫黄钟，时间就是子时，节气就是冬至。古人通过候气的方法来确定标准音高，又可以根据音高判断节气和物候，校正月份，拿音乐里的五声配合四时五行，拿十二律分配于十二月，所以叫作“律吕调阳”。

　　中国古人对音乐的理解，包含着对人、对自然、对整个宇宙的感悟和体认。古人言：“与天和者，谓之天乐”“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乐者，乃天地之和也”“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旄，谓之乐。”在中国人朴素自在的世界观中，山川河流，星辰万物，自有其运转的规律、气息和节奏。天人相通，天人感应，天人合一，韵律是可以被捕捉到的。音乐是阴阳二气相错相和的产物，表现天地和谐，为人生和社会服务。生生为易，四时运转，恰如一曲音乐，回复循环往来高潮。

　　文明就是在这种由动到静又到动的交替活动中产生的。“这种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这种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按照汤因比的观点，世界文明的历史是符合中国的阴阳学说的，经过了由阴到阳、由静到动的道路。中国阴阳太极图就代表了历史的螺旋发展。

　　仰观俯察 以居四方

　　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老子说：“万物并作，吾以观其复。”荀子歌颂着天地的节奏：“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在中华大地土生土长的儒学和道家，对于世界图景的体认和解释惊人相似，一条绵延不尽的道路代表了人从客观世界中认识主观世界，从此岸走向彼岸的成长路径。中国人的宗教精神，以礼乐文明的方式部分保存。中国人认为世界和人类不是被造物主创造出来的，而是本然自生的有机过程，宇宙的各个部分都从属于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们都参与到生命过程的相互作用之中。西方学者牟复礼评价说：这是个天才卓颖的观念，比其他宗教和神话更接近现代物理学的观点。英国人李约瑟穷尽一生的时间，要为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还原和正名，以保存人类科技探索中的火种。这一切，皆因为我们民族很早发现了宇宙旋律及生命节奏的秘密。

　　仰观与俯察，不是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而是艺术、情感、感性的视角。“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体认身在其中的地球脉动，而非将自身置于物外横加干涉，身与物化之后才能神与物游。列子御风，神马日行八万里的传说不足为奇。世界不是用来征服的对象，而是与我平等的主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山川河流乃至亭台楼榭，无不是人类融入世界、参天地化育的窗口。没有物我两分和高下之别，万物众生都是平等，仪态万方才能自然，万象纷呈，道通有无。在物欲横流、人性异化的今天，中国文化保存着一份上古天真和灵性。

　　在古人的视野中，生老病死、爱恨情仇，不过是造化循环中的一瞬。消弭了分别之心的大我，才能不忧不喜不惑不惧，坦荡屹立于天地之间，将德行、事业和声名留给身后世界，而在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现世，被提炼到至高境界的精神则进入历史，化作永恒。在或为实在或为虚空的世界，圣贤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于无意义之处充实意义。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仰观俯察之间，对于幽明之物的敬畏、敬仰、敬重产生了，文明化的进程也向自然注入了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慎终追远的情感寄托。四方二十八星宿，在黄道上投射下影子，每一个星宿都分别对应着某一片地域。春秋时的史官便以此坐标系观察天象，推测诸侯国内大事件的发生。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热衷于修建阿房宫和巡游四方，除了表面的好大喜功和追求享乐，更是仰观天地宇宙图示的结果。就像天帝居中央而行不同路径一样，秦始皇以咸阳为中心经由驰道巡游的行为，是对上天行为的模仿。天有所感，地有所动，历朝历代遇到白虹贯日、日食月食、流星陨石等异常天象，都要与水旱之灾、地震等自然灾害联系起来，反思政权在关怀民生方面的不足。从功勋卓著的汉武帝，千古一帝唐太宗，到骄纵奢靡的金主完颜亮，都要在这个时候下诏反思。这就是责任、秩序的起源。

　　民胞物与 以守四维

　　农耕文明产生了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由此带来对安定和平外部环境的向往。投射到社会层面，尚和合，慕仁义，替天行道，扶危济困，拒绝分离和战乱。中国社会从来不是原子化个体的简单排列，而是深度融合乃至化合的有机整体。国家、社会、宗族、家庭、个体之间的命运息息相关。每个人同周围的环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个体的充分发展不是彻底斩断已有的联系，而是规范、引导、影响、塑造这些联系，立己达人，修身成德之后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回馈社会中完成人生的修行。

　　中国人推崇自然法则下的秩序，认为万物运行自有其道理，最高境界是“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整个世界都要各归其位、各行其道，礼仪就是世界规律的反映。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火药，但宁愿花费心思去钻研烟火的样式，而不愿将其用作开拓疆土的利器，开启征服者的模式。宗白华在1946年曾经讲过：“我们发明着火药，用来创造奇巧美丽的烟火和鞭炮，使我一般民众在一年劳苦休息的时候，新年及春节里，享受平民式的欢乐。我们发明指南针，并不曾向海上取霸权，却让风水先生勘定我们庙堂、居宅及坟墓的地位和方向，使我们生活中顶重要的‘住’，能够选择优美适当的自然环境，‘居之安而资之深’。我们到郊外，看那山环水抱的亭台楼阁，如入图画。中国建筑能与自然背景取得最完美的调协，而且用高耸天际的层楼飞檐及环拱柱廊、栏杆台阶的虚实节奏，昭示出这一片山水里潜流的旋律。”不是不能，而是不为。在信仰万物一体之仁的世界图景中，自足自为的中华文明，宁愿扮演谦和而威严的师长，而不屑成为武装到牙齿的强盗。烟火并不比枪炮低劣，不到危急存亡的关头，中国人都是在俯仰之间笑看风云。

　　这或许是民族性的缺憾，正是由于对外部世界的判断失误，近代中国被轰开国门，惊醒迷梦。整个国家和民族不得不痛定思痛，进行自我改造，革故鼎新，重新适应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主宰的国际秩序。但在内心深处，从1840年以来，中国始终没有放弃礼仪规范下的世界秩序和对永久和平的期冀。

　　仰观与俯察，凝结着中华文明的美丽精神。在天人合一、物我合一、情景合一的体悟过程中，尘世之人的灵魂精神在生活世界自然跃升，完成了从自然境界到功利境界、道德境界，最终到达天地境界的内在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