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墨子,不仅是一位学显天下的思想巨子,而且是一位“盛誉流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的卓越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墨子创立的墨学在先秦时期与儒学一起被当作“显学”,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墨学研究,萃取其思想精华,对于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但墨家思想由于其当时的进步性、科学性和对现行体制的挑战性而难以为统治阶级所接受,以致秦汉以后几成绝学。墨学研究非但没有像儒学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长期受到排斥。近年来,笔者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发现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
要包容,不要专断。《墨子》这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由于阅读和研究难度甚大,在不少人看来堪称“天书”。晚清墨学大师孙诒让先生曾言:“盖先秦诸子之伪舛不可读,未有甚于此书者。”因此,在墨学研究过程中,对某些问题的理解和认识见仁见智是正常的,任何轻易地给予肯定或否定,都是不严肃的。俗话说:“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任何真理都是相对的。作为研究者,必须要有挑战权威、提出新见的勇气,摘掉有色眼镜,远离无知与浅陋,摒弃傲慢与偏见,不被那些已有的、固化的甚至被当作权威的认知所束缚;以一种开放、求疑、求异的心态面对《墨子》和墨学,你会发现更多真相,挖掘更多有价值的东西。墨子说过:“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墨学研究同样也需要“弗弗之臣”和“詻詻之下”。作为墨学的研究者,要有胸怀、有度量,坚持而不固执己见,包容而不排斥异见,尊重而不扼杀新见,真正让“分议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防止“善议障塞”。同时,要从墨学研究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尊重后学,扶植新秀,努力开创墨学研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要争论,不要争吵。马克思说:“最好是把真理比作燧石,——它受到的敲打越厉害,发射出的光辉就越灿烂。”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梁启超也说过:“学问以辨而明,思潮以摩而起。”鼓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人们就某一个学术问题展开讨论甚至是激烈的争论,是正常的,更是必须的。但争论应该是理性的、有理有据的争辩。长期以来,在墨学研究中,有关墨子里籍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有鲁国说、鲁阳说、宋人说、齐人说,甚至还有离奇的印度人说、阿拉伯人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必须承认,一方面,在没有重大考古发现之前,墨子的里籍问题将会一直成谜,任何现有结论都只能是推测和假设;另一方面,任何有关文化名人里籍问题的争论,往往都带有很强的功利性,不应该让严肃的学术问题成为政府的附庸。墨子是哪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复兴和弘扬墨学,恢复墨学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应有地位,让墨家思想和智慧更好地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要注重基础研究,更要注重挖掘其当代价值。墨学博大精深,涉猎广泛,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军事、哲学、伦理、逻辑、自然科学等诸多方面。其“兼爱交利、尚贤尚同”的政治主张,“强本节用、兴利富民”的经济思想,“非攻善守、常备无患”的军事谋略,“说教行义、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不泥古人、述而且作”的创新精神,“舍身救世、自苦为极”的价值追求,历经两千多年,至今仍熠熠生辉,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令人推崇备至。在加强原典、文本等墨学基础研究的同时,更应该在应用研究上下功夫,注重从多角度、深层次挖掘其当代价值;清代学者偏重校勘、训诂、考据,而忽视对墨家思想学说的诠释、阐发,这是当今墨学研究需要避免的一个问题。要防止为研究而研究的错误倾向,把研究的重点放在“古为今用、以古鉴今”上,努力实现墨学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坚持提高与普及并重,并把普及的重点放在领导干部身上,通过领导干部的引领、带动,推动墨学走向社会、走向大众,从而成为以文化人的重要思想源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化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