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治国理政智慧。特别是其中的尊民贵民、爱民情怀、倾听民意、举贤用能、富民利民、恕民教民等思想，闪烁着真理光芒。

　　本固邦宁的民贵思想。《尚书·多方》记载，“天惟时求民主，乃大降显于成汤”，讲的是天意以民为主；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国家才能安宁，强调执政为民，人民才是治国理政的根本。《孟子·尽心章句下》记载“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说的是人民是最尊贵的，国家还在其次，君主是最轻的，把人民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上。《荀子·王制》记载“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鲜明地指出人民可拥护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教育儿子，要尊民敬民。有一次吃饭，太宗问太子，你知道饭的道理吗？太子说不知道。唐太宗说，农民辛勤劳作，好不容易才打下粮食，要役民以时，不要横征暴敛，才能吃上这样的好饭。太子乘船，唐太宗又问，你知道船的道理吗？太子又说不知道。他说，君主好比船，人民就像水，水可以承载舟，也可以颠覆舟。唐太宗待民为善，开启了贞观之治。

　　开诚重民的爱民思想。商周时期，周文王曾问姜太公治国之道。太公答“爱民”。他说“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典语》称“王所以称天子者，以其号令政治，法天而行故也”。天有好生之德、仁爱之心，天是万物的保护伞。《管子·形势解》记载，“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说只有让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生活，就会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戴；“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如果君主遇到忧困，人民会为他感到忧伤，国家有了危难，人民也会拼死效力。所以说“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尊重民意和纳谏。《管子》记载，齐桓公请教管仲，如何才能不失去天下？管仲说“黄帝立明台之议者”，黄帝设立明台，让群臣议论国事；“尧有衢室之问者”，尧设立衢室，主动听取人民意见；“舜有告善之旌”，舜设立进谏旌旗；“禹立谏鼓于朝”，禹设立进谏的鼓；“汤有总街之庭”，汤设立汇总民意的庭堂，“以观民诽也”，来听取人民的意见。

　　选贤举能的用人思想。《新序》记载，有一个官员遇事请示齐桓公，齐桓公说你去问管仲；这个人又来请示，齐桓公还是让他找管仲，如此三次。旁边人问，“一则告仲父，二则告仲父，易哉为君”。这就是齐桓公倚仗贤臣，所以能垂手而治。“故王者劳于求贤，逸于得人”，所以君王求贤时辛苦，像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诸葛亮，真的不容易。但是，“逸于得人”，得到大量人才之后，治国就轻松安逸了。“舜举众贤在位，垂衣裳，恭己无为，而天下治”，舜在位时，举荐德才兼备之人，结果他就可以垂衣拱手，不用做什么事，却能天下太平。“汤文用伊吕，成王任周邵，刑措不用，兵偃而不动，用众贤也。”历史证明，凡是选贤用能，就会形成政治清明、民富邦安、军事强盛、四方来朝的良好局面。

　　藏富于民的利民思想。《孔子家语》记载，鲁哀公问孔子，如何理政？孔子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就是说政治最急迫的事情，就是让人民富裕并且长寿。哀公又问：如何才能做到呢？孔子说“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就是征徭役不要太多，税不要太重；要重视礼乐教化，让人民远离疾病和犯罪。鲁哀公说，照你这么说，国家会穷成什么样啦！孔子回答说，《诗经》上有这样一句话，“恺悌君子，民之父母”，说平易近人的君主是百姓父母，哪有儿子富裕父母贫穷的呢？哪有百姓富裕了，国君会贫穷的呢？《贞观政要》记载，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仁恕善德的育民思想。《孔子家语》记载，对犯罪平民百姓，要“既陈道德以先服之”，还要宣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道理，让人明白是非善恶美丑，就不会轻易作恶了。如果讲了道德还不行怎么办？“则尚贤以劝之”，要用品德高尚的人为标杆模范，让众人看齐，劝勉向善；“又不可，则废不能以惮之”，要是还不行，就贬退那些不守道德规范的人，形成震慑；“若是，百姓正矣”，如果这些都做到了，百姓自然就端正了；“其有邪民不从化者，然后待之以刑，则民咸知罪矣”，对那些顽固不化、邪曲不正的，施以刑罚，众人就知道他为什么犯罪、罪在何处了；“是以威厉而不诫，刑措而不用也”，所以不用靠严厉警戒和刑罚。这就是古人所注重的以文化人，以仁恕民，仁恕善德，不苛于民，爱民如子。（曲奕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