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这一论断，高度概括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路径，其正确性缘于对中国当下文化有机构成及其内在关系的准确把握。

　　马克思说得好，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能随心所欲，而是在继承下来的历史条件上创造。就文化构建来说，显然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在空白中进行，而必须立足于现有的文化基础。应该说，报告中提出的“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文化“三来”关系，就是立足于现实文化事实的。最能支持这一逻辑的，莫过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文化构成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20世纪以来的一个文化事实，其内涵包括了当下文化的时空要素，即空间上的中外文化之综合，以及时间上的历史传统和未来诉求，也就是“本来、外来、未来”三大基本要素的综合与内在展开。

　　近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是一般的“吸收外来”，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这一意义上的“吸收外来”

　　要学懂、弄通“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之关系，不能按照字面顺序展开，而要先弄清楚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

　　中国是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传统的国家，历史的绵延性本身就证明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不容怀疑的。但是，运行至19世纪中期这个时间段后，“吸收外来”突然成了中国人必须面对的大问题。这就是鸦片战争给中国留下的文化命题。

　　因为传统异常久远，加之农业文明的封闭性，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很不够。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受过传统古典教育的中国学者，还顽固认为在中国文明以外不可能有什么可以值得重视的其他文明。1875年7月6日，《纽约时报》刊文指出，中国人“心智的发展也被抑制在孔夫子时代的古老水平……知识的缺陷使他们难以理解近年来侵入他们领土的那些外国人。洋人对他们而言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当西方的先进器物来到眼前时，不少中国人确实还表现得有些顽固自满。在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宣南诗社中，就有社员认为运到中国的洋货都是“奇巧无用之物”，只会蛊惑人心。连西方器物之优点也不承认，遑论制度和观念了。

　　不过，当时人们需要面对的最大事实还不是守旧者的心态，而是中国不断被战败。战败之首要原因，当然在于传统的农业文明落后于西方的工业文明。而对外来文化的先进性缺乏认识甚至试图逃避抵制，使得固守自己的传统变得越来越难以为继。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如此，“吸收外来”便逐渐成为共识。甲午战败以后，有参战的幸存者在反思整个过程时就提出，“既设海军，必全按西法”“海军所有章程，除衣冠语言外，均当仿照西法”，即学习西方的做法。

　　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外国客观上是按照“器物—制度—文化”的逻辑展开的。也就是说，“吸收外来”最终落实为学习外来文化，首先即为西方的先进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就严厉批判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保守僵化内容，并以西方现代文明为创新内涵，高高举起了科学、民主的旗帜。

　　从这个逻辑起点再往前走一步，便发生了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嵌入。毛泽东同志在1945年提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1843年，到1917年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十月革命一声炮响，11月7日俄国发生革命，11月8日中国就知道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1919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到1949年，毛泽东同志把这个意思浓缩为：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果然一学就灵。

　　这样，近代中国文化的起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吸收外来”，而是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改变中国这一特殊意义上的“吸收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