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出口乏力、投资不振的大背景下，消费成为“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控风险”的重要动力。中国的消费市场，正在从模仿型排浪式向多档次、个性化、多样化发展。这反映了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之后消费的次第升级，也预示着社会阶层分化已导致消费市场细化，使其对供给结构形成了多元诉求。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才明确指出，要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在中高端消费培育新增长点，从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阶层结构优化，国内需求拉力加大

　　无疑，阶层不同，对需求满足的排优序也会不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迅速发展，不仅将中国从农业社会转变为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而且还将阶层结构相对单一的社会转变为阶层结构相对多元的社会。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最令世界瞩目的伟大成就，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根据我们的调查，在劳动力人口中，业主阶层（指拥有产业并雇佣他人劳动的阶层）占5.06%，新中产阶层占18.91%，老中产阶层占14.92%，工人阶层占32.79%，农民阶层占28.32%。如果将新中产阶层与老中产阶层相加，则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已经达33.83%。由此可见，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将近4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从农民阶层为主转变为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占比大体相当。阶层结构的这一变化结果，是理解当前所有社会政策配置的基础。

　　阶层结构变化的趋势，一方面体现出强烈的工人化趋势，另外一方面也显示出明确的中产化趋势，这是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最大不同。可以说，中国处于自有史以来工人阶层占比最高的时期，也是中产阶层增速最快的时期。将来，伴随着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土地流转速率的加快，以及高等教育招生数量的攀升，农民阶层的人数还会继续缩小，其占劳动力总人口的比重还会继续下降。在特大城市与超大城市后工业化特征的不断凸显中，工人阶层的数量在达到一定程度后会处于“徘徊”状态，即工人阶层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失去迅速增长的动力；一旦工业化完成，工人阶层会维持原有规模。老中产阶层的数量会与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东亚国家和地区一样，在占据一定数量后渐趋稳定。惟有新中产阶层的数量还会不断增长，其占劳动力人口的比重会继续攀升。

　　中国未来的消费市场会在新中产阶层力量的逐渐壮大中继续转型，但这一转型是渐进的。伴随中国经济体量的增大，依靠投资强力拉动增长的模式将逐步式微；伴随中国与国际市场关系的深化、国际贸易争端的频发，利用外需助力发展的波动性也会日渐明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消费的作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阶层需求多元，消费市场升级

　　当前中国社会结构的轴心——阶层结构的变化，导致了消费市场的显著分化。如果将消费市场分类为生存性消费与发展性消费，则不同阶层表现出不同的发展态势。

　　第一，农民阶层和工人阶层是生存性消费的主要启动力量，老中产阶层是生存性消费和发展性消费的主要动力。随着经济的增长与社会的发展，这三个阶层已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消费水平，改善了生活条件。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够提升到76.5岁左右，原因在于改革开放提升了全民的生活质量。但时代的进步也将整个社会的贫困线与平均生活水平提升到了新的高度。能够吃饱、穿暖、看电视，甚至农民阶层家庭的厨房开始装备煤气与电磁炉等，是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等赋予的基本生活条件。随着土地的流转与村落住房的楼阁化，农民阶层的生存性消费还会继续扩展。工人阶层在完成了家用电器“以旧换新”的消费革命后，在家庭装修方面也可以启动新一轮的消费刺激。新的收入水平会产生新的需求，而新需求层次的提升，会进一步增强对消费品质量与安全程度的关注，这也会从需求端刺激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

　　第二，新中产阶层和业主阶层是发展性消费的主力。不管是在大城市还是在中小城市，他们都带动了消费品的升级换代。在新中产阶层与业主阶层迅速提高发展性消费的过程中，因市场供给的产品质量、服务质量与个性化特征远远满足不了这两个阶层的需求，存在结构性短缺，所以外资产品在中国的销售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大到名牌轿车市场，小到非常个性化的照相机、手机与手包，以及化妆品市场，外资都占据了很大份额。在对服务性消费的需求上，教育、体育、保健、旅游、影视娱乐都需要升级才能满足中产阶层的需求。国内企业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中产阶层崛起所产生的巨大消费动能以及业主阶层扩张的消费欲望与发展性消费产品短缺之间的矛盾。在使用价值退居其次，符号价值、广告导引、市场话语霸权的影响下，整个社会的消费都会在竞争中日趋激烈。甚至于在出境游等项目上，中产阶层都是拉动消费的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