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高培琦，1942年8月生。1982年后曾任正定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宣传部副部长。2002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1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高培琦家中

　　采访组：高培琦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当年来正定工作时，您在县委宣传部任通讯组组长，和他在工作上有很多交集。请您讲讲和他一起工作时的点点滴滴。

　　高培琦：关于习书记在正定工作的情况，媒体上已发表过一些文章，介绍了一些情况。今天，我想以我亲眼看到的、亲自经历的、亲身感受的一些事情为依据来讲一讲，可以说我今天给你们讲的是“独家新闻”。

　　现在，30多年过去了，习书记由一名县级干部成长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变化是非常巨大的，也是我们期盼的。我有时候仔细想一想，这个过程又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

　　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我当时是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的组长，主要负责对外宣传，给上级新闻媒体撰写稿件。我经常采访他，也经常在他指导下撰写关于正定县各项工作的通讯稿，因此，平时工作中和他的接触非常多。

　　我经常回忆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回想起他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虽然这些在我的印象中都是一些平平常常的工作和生活，但一滴水能折射出太阳的光辉，这些事情也都能折射出他崇高的品质、忘我的精神、亲民的情怀和务实的作风。

　　采访组：那就先请您讲讲习近平同志当年在正定工作期间的工作作风吧。

　　高培琦：习书记是从中央机关下来的，但他从没有因此表现出任何优越感。从他身上，我们看不到一丁点儿高傲和跋扈之气。他对任何人都很热情、友善、谦和，都很真诚、亲切、厚道。我们这些县委机关的普通工作人员和老百姓，只要一和他接触，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出身背景和领导职务，会和他成为朋友。

　　我记得，习书记到正定不久，他第一次和我们县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一起到三角村下乡。我们是骑自行车去的，当我们赶到三角村村西的棉花试验田时，看到全县闻名的种棉能手冯玉明正在棉花地里忙碌。那个时候冯玉明已经上岁数了，习书记把自行车一支，就朝他走过去，冯玉明也从棉花地里走出来迎接。

　　29岁的习书记一把握住冯玉明的手，谦虚而又诚恳地说：“冯伯伯，您好，我今天是来跟您学习种棉花的！”

　　一个县委副书记对一个农民这么称呼，让冯玉明有点措手不及。他说：“别别别，你是领导，可不能这样。”

　　后来，习书记确实跟着冯玉明学习种棉花的技术，他们也成了忘年交。不久之后，习书记在全县推广种棉花的经验，使全县棉花产量有了新的提高，让绝大部分种棉花的农民都受了益。

　　习书记在县委也有着非常好的人缘，他的平易近人，他的和蔼可亲，在我们县委、县政府大院里是出了名的。习书记年轻力壮，精力充沛，晚上经常加班工作。他夜里把工作完成以后，有时候还约一起加班的同事们到他办公室聊天。

　　因为他知识渊博，聊天的时候除了说县里一些情况，古今中外、人文历史，海阔天空什么都聊，什么都讲。大多数时候，都是他讲，我们听。有时候，我们也会参加讨论，每次都聊得很尽兴，很热闹。

　　有时候，他把从北京拿回来的罐头、糖果分给我们吃，大家一边吃一边聊，非常过瘾。每当这个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把他当成县委书记，当成一个了不起的“官儿”，都是把他当成伙伴，当成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畅所欲言的知己好友。

　　他不但和县里的干部、工作人员都有着很好的关系，对县委大院看大门的门卫、伙房的炊事员、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县招待所的服务员、做勤杂活的临时工也都很亲切。他很尊重人，很热情，所以大家见到他都愿意跟他打招呼。他每次一到招待所，工人和服务员都会大声喊他：“习书记！”就像喊自己的朋友一样热情，一点也不拘谨。习书记每次也都是微笑着答应，点头回应。

　　采访组：请谈谈他对你们通讯组工作的要求和对你们的影响。

　　高培琦：习书记一来就对通讯组的工作很重视，来后不久就找我们谈了一次话。他说：“宣传部通讯组，应该是县委和县政府的耳目和喉舌，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

　　他还说，改革开放是各项工作的核心。以后，你们也要参加县里重要的会议，也要经常下乡调研，及时总结经验，紧紧围绕改革开放做工作。每位同志都要顶上事、使上劲、出大力、立大功，推动改革开放各项工作的发展。

　　那次谈话，我们发现习书记思维很清晰，思路很清楚，讲话很有深度，提的要求也很明确，很看重我们通讯组的工作。我们下来以后，就严格按照习书记的要求开展工作。

　　以前，正定县的通讯工作很平淡，循规蹈矩，各方面都很一般，没什么特点。习书记鼓励了我们，让我们意识到自己工作的重要性，所以干劲就上来了。为了干好工作，我们自己给自己加了很多任务。以我为例，平时我有什么工作上的事情，经常找习书记去请示汇报，但我又觉得他工作太忙，总去打扰他不太合适。习书记打消了我的顾虑，直接给了我一些“特殊待遇”。他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工作上有事，就可以找我，别管我多么忙，我都帮你们解决。”习书记指导我们工作从来没有嫌麻烦，从来没有“我现在忙”“顾不上”“等等再说”之类的话，每次都是放下手里的事，千方百计给我指导、给我解释、给我说清楚。

　　因为我们之前的工作一直没有什么创新，都是应付差事，所以平时缺乏锻炼，工作水平离习书记的要求有很大距离。针对这个情况，习书记对我们就不仅限于原则上的要求，还经常提出很多具体的指导。再一个，他来了以后主抓的各项工作，创新的内容都比较多，我们一时无法领会的，也需要他进行具体指导。

　　写通讯稿，可不仅仅是文笔好、会遣词造句就可以的，需要有思想，需要创新的工作态度。习书记有胆识、有谋略、有智慧，在他指导下，我们的通讯报道就好写多了。加上详细的调查了解，我们的通讯稿一写出来就是好文章。这些文章，才是真正从实际当中来的，也真正回答了一些改革当中急需解决的实际问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对通讯组的工作都有哪些具体指导？你们根据他的指导，又具体做了哪些工作？

　　高培琦：有一次，习书记和我们通讯组的同志专门开了一个会。他对我们说，当前通讯报道的作用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第二，搞好调研，为改革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第三，总结经验，使改革中产生的诸多新生事物日趋完善。

　　我先举个例子讲讲“造好舆论，为改革的新生事物撑腰杆”。

　　当时，我们县里有一个油泵油嘴厂，1000多人，是正定县最大的企业，一度濒临倒闭。习书记为了解决这个厂的问题，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心血。他到无锡市考察期间，从当地一家企业聘请了一位叫邱斌昌的同志到正定来管理这个厂。邱斌昌同志很能干，很有管理才干和业务能力，他把无锡的经验带过来，兢兢业业地工作，很快就让这个厂起死回生了。但这个厂子里有些人却不停地闹事，不断告状，反映邱斌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就想把这个事深入调查一下，了解清楚原委。

　　我之前对邱斌昌并不熟悉，经过了解，知道他原来是无锡某国营工厂的一名经理。习书记把他从无锡聘请到正定来，他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做出的牺牲很大。这些人一给他闹事、告状，给他的压力很大，他就想打退堂鼓，回无锡老家去。

　　我们通过调查了解，其实那些人告的状全都是瞎编的，邱斌昌并没有任何违纪行为，做人也一直规规矩矩，工作一直兢兢业业。有人告他的状，原因是他一来正定，就当了这个厂的领导，导致以前管理无方的那些领导下了台，再加上厂子里排外情绪作怪，就对他进行一些无端的攻击。

　　我们根据这个情况，写了一篇文章《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还有一篇通讯《无私的奉献》。通讯后面还有评论《营造宽松环境，当改革靠山》。这些稿子宣传了邱斌昌同志为正定奉献、爱岗敬业、作出杰出贡献的诸多事迹。我们写好了文章，经过习书记同意，就拿到厂里去宣传，同时也在报纸上刊登了。

　　我们所写的文章、通讯和评论，明确地表明了县委和县政府的态度，让很多谣言不攻自破，也使对邱斌昌不利的局面一下子扭转过来了，给他继续推进厂里的工作以强有力的支持。这种情况下，邱斌昌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情绪也高了，干得更出色了。后来，县里还表彰他，把他评为“优秀企业家”。从那以后，厂里少数捣乱的人也偃旗息鼓了，工厂不仅生产始终保持正常，也恢复了堂堂的正气。

　　按照习书记的要求，我们通讯组第二个方面的工作，就是“搞好调研，为改革开放当中发生的问题找答案”。

　　在1984年春节前后，县里按照上级要求，对村级领导班子进行了一次比较大的调整。经过调整，干部平均年龄下来了，队伍更为年轻化。但我们的具体做法还是“老中选青”，原来班子里的这些干部，大多数还是“粮棉干部”，只会抓农业，对工副业等产业一点经验都没有。结果是，全县调整班子力度倒是挺大，表面上做到了干部年轻化，但工作却没有什么起色，老百姓对此很不满意。

　　习书记说：“既然老百姓不满意，咱们就下去搞搞调查。咱们县有222个村，看看搞得好的班子是怎么搞的。做一个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并搞一个方案出来。总体来说，选干部，不应‘老中选青’，而应‘青中选优’，应该把那些懂技术、有能力的人选上来，让他们主持工作。”

　　习书记这个意见，县里很认可。后来，经过细致的调研，汇集了各种问题，发现并树立了一些做得好的典型。根据调研结果，县里又搞了一次班子调整，把握的原则是：谁能带领群众致富，谁上台。这次调整，使班子成员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对推动发展发挥了很大作用。

　　这件事自始至终，我们通讯组不仅参与了调研，而且在第二次班子调整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青中选优”》，后来发表在1984年10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人民日报》还配发了评论文章《赞“青中选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