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平同志在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

　　采访对象：朱博华（左），1933年生。1964年起在正定县革委会办公室任职，后任县委办公室主任，1994年从县政协退休。王志敏（右），1944年生。1983年到正定县委办公室任资料员。2004年从县教育局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2月25日

　　采访地点：正定县王志敏家中

　　采访组：朱老，王老，你们好！请你们讲一讲最初是如何与习近平同志认识的。

　　朱博华：近平同志在正定县工作的时候，我任正定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分管文字工作。我们是因为工作关系认识的。

　　王志敏：近平同志来的时候，我还没到县委办公室工作，是后来近平同志把我点将调过去的。我之前是县政协的资料员，因为写了一篇《杨谦与太平菜籽店》的文章，引起近平同志注意。之后就决定把我调到县委办公室。我是1983年冬过去的，在朱主任手下工作。到县委办公室后，做文字工作，就和近平同志互相认识了。

　　采访组：上世纪80年代初的正定，是农业大县，也是穷县。当时，习近平同志离开中央军委办公厅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你们怎样看待他的这个选择？

　　朱博华：1982年3月，近平同志离开军办的工作岗位，来到正定，担任县委副书记。这次下来，是他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这是他人生轨迹的重要转折点。当年他29岁。

　　报效国家，方式可以多种多样，近平同志选择了下基层。在他的理解里，机关是上层，离群众远了些，离鲜活的社会生活远了些。基层，才离群众最近，才最接地气，才最能感受社会的脉搏，才最能认知社会。

　　下基层选择正定，这是组织的安排，但对于他和正定来说，都是一种机缘。正定历史的厚重和现实的贫穷，有点像那个时代中国的影子。正是这一具有典型意义的选择，让正定成为近平同志作为领导干部起步的第一步阶梯，正定也因之成为他至今牵挂的一块热土。

　　在正定3年多时间，让他完成了从中央国家机关到基层的转变，也完成了从一般干部到领导干部的擢升。三十而立于年，三载而立于事。这期间，他和正定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团结带领全县干部群众，开创了全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崭新局面。在百里之域、一县之治的这块热土上，留下了他呕心沥血、求索实践的历史足迹。

　　采访组：热爱学习、刻苦学习、善于学习，是很多受访者对习近平同志形成的深刻印象。请你们谈谈他在正定期间读书学习的情况吧。

　　王志敏：学富于年，是当年近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极为强烈的印象。作为一名青年领导干部，近平同志知识的广博和丰富，他的思想和见地，明显超过了他的实际年龄。在工作和接触中，随时随处可以感受到他孜孜不辍于学和问的学子禀赋。

　　到了正定，走上领导岗位，面对独当一面的重要担负，他自觉把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为自己规划了四个方面的学习任务：向书本学习知识，向实践学习真知，向历史学习经验，向群众学习智慧。学习让他感到一种充实，一种升华，一种底气。无论是全局工作的决策，还是具体举措的部署，都能让人明显感觉到坚持不懈学习对他的帮助作用。

　　近平同志从军办到正定，这本身就是“从头学起”。走路要从第一步迈起，工作也应该从基层做起，基层工作对领导干部成长的锻炼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当时在“勤”和“俭”这两个方面是如何做的？

　　朱博华：先说说“俭”吧。初到正定，近平同志给大家留下的是这样的印象：一身半旧的绿军装，还有一条半旧的军被，一条打了多处补丁的褥子。这条褥子成了他不离不弃的“伙伴”。苦以励志，俭以养德，当时正定县委机关简朴的办公条件，正好为他提供了磨砺的环境。

　　十多平米的一间平房，一张三屉桌、一个文件柜、两条凳子，一张床板、一个脸盆架、一个暖水瓶、一个电灯泡，这便是他办公室兼宿舍的全部装备。到了冬天，只是多出一个取暖的炉子和一个烧水的铁壶。

　　吃饭，一日三餐在机关食堂，一样的排队打饭，一样的三五一群打地摊。来晚了就没菜了，一样的两个馒头一块卤豆腐，县委书记也同样待遇。

　　他在生活上“习以为苦”，工作上“勤以为常”。大院的晚上，最后灭灯的总是他那扇窗户。要下乡了，一辆半旧的二八自行车，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下村里调研，和群众聊天谈话，往往就在田间地头进行，没有那种繁文缛节和刻意安排。县委常委会议事，很多时候都是选择大家下基层调研回来后的晚上时间。

　　他的作风非常朴实。下乡吃饭一定要在乡镇食堂，而且粮票、饭费一定要如数交纳。他的客人他自己掏腰包接待，常常是几段香肠、一碟花生米、一瓶老酒。公务接待，是以缸炉烧饼、猪头肉为主打的便餐，或者干脆就是饭菜合一的一盘饺子。一年之中大团圆的春节，也只是一场机关团拜活动的“公务消费”。

　　采访组：我们采访这几天总能听人谈起习近平同志的“正定战略”，请你们从各自了解的角度讲一讲，他是如何让正定这个“高产穷县”打了翻身仗的？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很有名气的古城，也是一个很有名气的“高产穷县”。在计划经济年代，正定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在全国出了大名，被树为一面高产红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改革开放年代，传统的模式明显适应不了全新的形势。正定新的发展路子怎么走，对于近平同志来说是一个亟须解决的现实课题。

　　处在改革开放的三岔路口，是抱残守缺还是更新观念，是小打小闹还是大刀阔斧，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进行统揽全局的战略设计，在这一系列问题面前，近平同志作为正定的领航掌舵者，从战略思维的高度，明确而坚定地选择了后者。

　　为了从时间、空间、地域三个维度上理清情况，近平同志在工作之余，连续几个月查古史、摸实情，对于正定千年之史、百里之域的基本情况有了一个总体了解。

　　在此基础上，他和县委、县政府领导，通过下基层解剖典型，通过走出去请进来借鉴先进经验，对全县工作进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弄清了正定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看准了主要矛盾，在工作实施上坚持做到了谋之于本、谋之于重、谋之于宏、谋之于远。

　　谋之于本，就是谋经济社会发展之本。当时正定县的情况是，经济无强力，民不富；文化无活力，城不名；社会无发展，业不达。有的只是虚火和浮名，离真正的强县富民差了十万八千里。守着金碗却没饭吃，成为正定元气不足的症结所在。谋其本，就是谋正定问题的根本，发展的根本，敢于从软肋开刀，从痼疾下手，找到能够让正定活起来、强起来、富起来的路子。正因为明确了这种思路，才有了全局性的方向探索、道路研讨、结构调整和产业发展蓝图，才有了正定经济从根本上培植元气的规划和部署。

　　谋之于重，就是谋经济支撑之重。正定的传统农业，一直是金鸡独立状态，没有坚挺的脊梁。突破传统，更新观念，大力发展工副业，才有了农业经济与副业经营两条腿走路。县乡工业的逐步壮大，才有了县域经济农、工、副的三足鼎立。内贸外贸发展起来了，才有了农、工、副、贸的四足方鼎。经济支撑由一而为四，架构比较完整了，筋骨日益强壮，血肉日益丰盈。在3年多时间里，全县上下共同奋斗，1985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2.4亿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还多，卓有成效地开始从农业传统模式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轨。

　　谋之于宏，就是谋发展大势之宏。改革开放初期，对于思想偏于保守的正定来说，缺乏大视野、大方向，借外势、造内势、迎趋势，成为全县工作的重中之重。于是，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就步调一致地带领干部群众，在全县形成了不落人后、敢领潮流的大干快上局面。思想观念的突破，自然成了正定改革开放的先导。

　　谋之于远，就是谋持续发展之远。在当时，虽然还没有可持续发展这样明确的提法，但在全局工作谋划中，已经实际地关注到持续发展、长远发展这个层面了。从产业结构上说，明确提出要摆布好三个产业的关系，稳定发展第一产业，努力发展第二产业，积极开发第三产业。从两个文明建设上，强调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齐步走，不能形成跛脚，跛脚走路是走不好也走不远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谋经济发展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既看重经济发展的实际利益，更看重保护环境的长远利益。就这样，正定初步形成了三个产业协调发展、“两个文明”和谐发展的可喜局面，有了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项成果的收获，特别是省会水资源地选址正定，更是为当年的环境保护做出权威鉴定。

　　因为秉持战略思维，让正定发展从一开始就有了一个大思路、大格局，对当时来说这是一个好开端，对于后来则是奠定了一个好基础。这是正定赢得未来的宝贵思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