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诠释性、注解性研究层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是“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使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此话虽略有夸张，却并非没有道理

　　■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相排斥，其中有很多相通之处。但西方管理学理论是否能很好地被吸收到东方管理学实践体系中，是否适用于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仍然有待检验。我们需要认真分析研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异同，“哪些可洋为中用，哪些需扬弃”，以此来探索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之道

　　思想者小传

　　苏勇 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教授，兼任中国企业管理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生产力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领域为企业组织管理、企业文化与伦理、品牌与消费等。著有《中国管理智慧》《管理伦理学》《中国管理学发展进程1978-2008》等20余本著作和100多篇论文。曾获国家级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等奖励。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企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主体，也获得了快速发展。在世界500强中，中国企业已占据百余席。中国企业不仅在国内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主体作用，而且正在大踏步地走向世界，活跃于世界经济舞台上。在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发展壮大进程中，管理学功不可没。

　　管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表现。任何社会和组织的管理，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管理理念、方法、手段都是特定社会或组织历史传承的产物。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对于管理问题曾经有过一段精辟论述：管理是关于人类的管理，其任务就是使人与人之间能够协调配合、扬长避短，实现最大的集体效益。他特别指出，发展中国家的管理者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挑战就是，如何发现和确定本国的传统、历史与文化中哪些内容可以用来构建管理，确定管理方式。

　　当前，中国的管理科学正处于从跟踪、模仿走向自主创新的关键时期。在企业管理中，我们要倡导在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更要倡导有实践基础的理论。就此而言，建构中国管理学，不能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

　　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都来自西方，以至于造成“食洋不化”

　　伴随着改革开放30多年的进程，中国的管理学从学科空白到紧跟全球学术界前沿步伐，从对世界管理学发展知之甚少到几乎与世界同步，取得的成果非常明显。然而，在学科发展过程中，我们在管理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操作中整体上仍然缺乏自信心、缺乏原创性。

　　先说管理学理论研究。当前，中国管理学研究遍地开花，几乎每所大学都有管理院系。但毋庸讳言，当今的中国管理学研究，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在对西方管理学理论的诠释性、注解性研究层面，亦步亦趋，依样画葫芦。

　　西方学者提出一个新概念，一些中国学者便一拥而上，不厌其烦地反复阐述，最多也只会做一些西方管理学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描述和分析，而鲜有自己的理论创新和态度。有学者甚至认为，当今中国的管理学研究是“运用美国人发明的理论，研究美国人感兴趣的问题，使用美国人的语言，写出符合美国人评价标准的论文，在美国杂志上发表”。此话虽略有夸张，却并非没有道理。

　　再来看管理实践层面。虽然作为管理者的管理主体和作为被管理者的管理客体都是中国人，但在一些中国企业里面，用来指导管理实践的理论却都来自西方，以至于常常“食洋不化”，导致水土不服。

　　西方管理理论“全球通吃”有其特定历史原因。一方面，现代意义的管理科学兴起于西方。自从被尊为“西方管理学之父”的泰勒于1911年出版《科学管理原理》一书以来，西方管理学者在市场经济逐步发展和企业不断壮大的过程中，构建了很多管理理论。这些管理理论指导企业不断完善和发展，为人类社会进步创造了巨大财富。另一方面，从管理实践来看，由于先进科技和经济实力以及不断提升的管理水平使然，西方社会诞生了很多世界性大企业。这些企业成为全世界同行学习的标杆，向世人昭示了其企业管理的成功之处。

　　当代社会，文化领域的话语权在很多情况下都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经济发达国家由于在许多方面具有领先地位，因而其学术文化领域的话语权相应也大。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亦如此，而作为与经济增长、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管理学领域更是如此。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在中国经济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经济生活和各类组织管理中出现了许多新现象、新问题。这些问题光靠西方的管理理论和方法是无法解决的。

　　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要解决中国企业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必须在借鉴西方先进管理理论的同时，立足于广袤的中国大地，立足于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进一步提炼出自己的管理理论和智慧，构建中国特色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和当代企业实践，同样涌现智慧的火花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中国管理思想虽未形成规范系统的理论体系，但其价值经过千百年的文化洗礼，依然闪耀着熠熠光芒。无论是国家的宏观管理，还是区域、组织的微观管理，具有东方色彩的中国管理思想始终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其中，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道家可谓主干。这些学术流派中的管理理念和方法，影响着数千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

　　例如，儒家提出“修己安人”的领导方式。孔子说：“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从管理学角度而言，这就是对管理者自身、对主要骨干以及对全体员工的有效管理。墨家主张“兼爱尚贤”，这和现代管理中日益成为主流的人本管理不谋而合。

　　兵家和管理学有着极深的渊源，现代管理学中的很多术语，如“战略”“参谋”等，本就来自于军事学；《孙子兵法》中“守正出奇”等卓越的战略思想，更是直接被现代企业管理者加以运用，成为企业竞争战略中的重要指导思想。

　　法家“令行禁止”的管理思想，用现代管理术语来说就是“无规矩不成方圆”。只有严格制度管理，才能让所有成员行动一致，组织才有竞争力。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智慧，更是出神入化，可以理解为充分信任、大胆授权，以无为致有为。

　　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寻找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价值，并非只是沉浸在昔日的辉煌之中。探索中国管理思想价值，绝非“考古事业”。当代中国企业及其管理者，同样在丰富的管理实践中涌现出许多智慧的火花。

　　例如，“两参一改三结合”的“鞍钢宪法”，提倡全员参与管理；“三老四严”的“大庆精神”，强调从严管理、实事求是等，都跟现代管理理论内涵高度契合。改革开放以来，伴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进和企业的飞速发展，又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企业和企业家。其中，张瑞敏的领先意识，柳传志的运筹帷幄，董明珠的刚柔并济，雷军的交互思维等，都为中国管理学宝库增添了一颗颗璀璨明珠。

　　多年来，在中国管理学的发展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文化困境，即如何解决欧美原创的管理学理论与中国管理实践对接的问题。当今世界，只有美欧的管理学才算得上本土管理学，即可称之为内生性管理学。而非西方国家照搬美欧管理学，其实质是一种外衍性管理学，并不是源于本国文化和社会的本土管理学。无论就话语体系还是应用效果来看，这种外衍性管理学所提供的理论知识和工具框架，都和中国社会、文化、历史、生活、人的心理状况及最重要的企业管理实践存在脱节，以至于不少中国企业管理者在套用西方管理理论后，感觉严重脱离实际，远远产生不了实效。

　　马克思很早就指出，管理活动有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这两重性。自然属性的管理，其文化依存性很小或者全无，即管理学中的某些工具、公式等，可以不考虑使用中的主体、客体、情境，即通常所说的“放之四海而皆准”。这种状况不能说没有，但少之又少，而且即便这种所谓普适性的管理理论，使用时也会因为环境的不确定性而使得效果大相径庭。管理活动更多更重要的是其社会属性，即任何管理活动的实施和管理理论的运用，一定不能脱离情境因素。否则，不仅有可能事倍功半，而且可能颗粒无收。所以，在任何组织的管理中，如果仅仅以一种外衍性管理学来运用于内生性的管理现象之中，很难解决复杂的实际问题。

　　从实战案例中找出共同规律，提炼中国原创的管理学理论

　　近年来，不少西方学者纷纷反思，是不是对东方尤其是中国的管理现象和成就有所忽视。为此，2011年的美国管理学年会就将主题定为“西方遇见东方”。管理学家加里哈默在《哈佛商业评论》曾发表一篇文章，提出了一个管理学的“登月计划”，其中一点是“重建管理理念基础”。

　　以此为背景和激励，在中国管理理论构建中，有必要针对以下问题开展扎实研究：

　　明确主要研究内容。中国管理学研究内容应是具有中国社会和文化特点的管理活动，及在此基础上提炼形成的管理理论。如果我们承认管理既是一种科学又是一门艺术，那就更有必要从中国文化价值体系出发，通过分析中国企业的鲜活案例，来研究各种管理活动的适用性和有效性，并从中归纳提炼相关理论。

　　用东方社会文化视角，系统分析来自西方的管理学理论。现有来自美欧的林林总总管理学理论，是在总结提炼西方企业百年发展壮大的历史经验中产生的，不少理论具有很强的完整性和系统性。这些理论虽然经过西方社会发展过程的筛选和企业管理实践的检验，但在当今时代，它们是否依然适用，尤其是基于中国和东方社会文化视角来审视，是否具有文化差异性，依然需要深入研究。

　　探讨现有理论的应用效果。东西方管理学并非互相排斥，其中有很多相通之处。但西方管理学理论是否能很好地被吸收到东方管理学实践体系中，是否适用于受到中国文化影响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仍然有待认真检验。

　　研究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在具体的企业管理中，不同文化背景的企业经营管理者，对于同样的管理活动和行为会有不同的认知和判断。例如，管理学家霍夫斯蒂德曾提出东西方在崇尚个人主义还是集体主义之间的差别。而从管理客体即被管理者角度来看，东西方员工对于不同的管理方式感受也会有差异，有时候这种差异甚至会对管理绩效产生巨大影响。日前，媒体披露的福耀玻璃在美国投资遭受挫折一事，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在建立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中，需要从管理学已有的范式出发，来分析和研究中国企业管理活动的特点、规律，并探寻这些特点和规律背后的原因。通过深入具体的研究，用科学范式将已有的中国企业丰富的管理实践活动规范化、体系化。

　　研究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异同与融合。西方管理学理论经过百年发展，已经较为丰富和全面，内涵也相当丰富；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管理学理论则更多停留在认知和经验阶段，还比较零散。我们需要通过比较分析的方法，认真分析研究东西方管理理论的异同，“哪些可洋为中用，哪些需扬弃”，以此来探索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融合之道。

　　系统建构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中国市场经济还在不断完善，企业运作和组织管理等各方面还相对稚嫩，真正的企业家精神和商业文明氛围还在形成过程之中，中国管理学理论、东方管理学理论还处于初创时期，其理论基础、内容要素、框架体系等还需要进一步建立与完善。

　　坦率地讲，在中国，管理的“西方崇拜”虽然还有一定的市场，但正呈日益衰微之势。随着信息传递速度和广度的增加以及人们对西方世界日益深入的了解，加之那些按照标准西方管理理论打造的企业频繁发生的经营不良事件，那些曾被奉为“管理圣经”的西方理论光环正在逐渐褪去。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通过管理实践认识到，靠外国的工具管理中国人是不行的。张瑞敏就明确呼吁，中国企业要有自己的管理模式。

　　与此同时，日益众多的中国管理学者在对西方理论有了更深了解之后，也开始把研究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本土的管理学理论，探索从中国丰富多样的管理实战案例中找出共同规律，进而提炼成中国原创的管理学理论。

　　总之，中国社会科学要形成中国特色，要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我们要真正建立起文化自信，充分认识中国管理智慧的优势，同时也要看到西方管理学理论的长处，努力构建和丰富中国管理学理论体系，并与世界其他管理学理论流派“美美与共”，共同开创学科发展和实践的美好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