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战争的地方就会有生命的流失。咸丰八年（1858年）十月十日，湖南双峰荷叶塘（原属湘乡）人曾国华战死于安徽省三河镇。得知消息，身为长兄的曾国藩五内俱焚，他一方面痛惜曾国华的英年遭难，另一方面后悔自己一年前与曾国华发生诸多争执。

　　咸丰九年（1859年）二月十三日，曾国藩在写给家中三位弟弟的信中说：“记得出门甫满一年，今日归骨而未归元（三河之战后曾国藩曾数次派人寻找曾国华遗骸，最后寻得的尸首只有躯干而无头部——作者注），可胜惨痛！七年，兄弟争辩不休。今日回思，皆芝麻细故，可胜悔恨！”同样的意思，曾国藩在早先的家书里也多有提及。咸丰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曾国藩说：“温弟少时性情高傲，未就温和，故吾以温甫字之。六年，在瑞州相见，则喜其性格之大变，相亲相友，欢欣和畅。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闳，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长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

　　这里有必要讲讲曾国华（字温甫）其人。此君出生于道光二年（1822年），少时聪敏，字写得不错，曾国藩认为他是诸弟中天分最高的，但他性情浮躁，读书不太用功，为此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批评他，后来他果然科举落第，只好花钱由监生捐同知。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石达开等接连攻陷江西瑞州、临川、袁州、吉安等府，“江楚道闭，文报不通凡数月”，曾国藩所率湘军面临极大危险。受曾国藩委托，曾国华“倍道走武昌，乞师以拯兄难”。其时在武昌主持军务的是署理湖北巡抚胡林翼，胡与曾国藩为割颈之交，好友有难，又派人求到自己门下，自然不会怠慢，他当即命曾国华、普承尧率五千人出战。曾国华与搭档携手同心，接连攻克咸宁、蒲圻、崇阳、通城、新昌、上高六县。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曾国华部直抵瑞州，“自是，江楚始得通问”。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又收复瑞州。这年三月，其父曾麟书逝世，曾国华只好与哥哥一起匆匆回家奔丧。因为曾国华已出嗣给叔叔曾骥云，对生父无需守那么长的孝，咸丰八年（1858年）三月即复出，入时任浙江布政使也是其亲家李续宾的部队。李部接连攻克潜山、太湖、桐城、舒城之后，进军三河镇，目的是逼近庐州。没想到此次出师不利，曾国华、李续宾一同战死。

　　在家期间，曾国藩与六弟曾国华到底发生过哪些争执，笔者没有查到相关记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曾国藩的脾气不会太好。曾国藩在江西带兵期间，与当地官场相处不谐。原因是湘军非经制兵，朝廷并不拨给经费，要开支得自己找门路。曾国藩想出的方法是在路口、码头添关设卡收取厘金，一个地方的利益蛋糕就那么大，你拿了一块，别人得到的就会相应减少，江西官员对曾国藩意见很大，他想在当地做点什么事千难万难。咸丰七年时，他一听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向朝廷说明情况之后不待批准就回了家，原因就是他不想再看到江西官员那一张张拉长的驴脸。既然带着满腔抑郁回到家中，碰到不顺心的地方，自然容易失去冷静。

　　深深伤害了六弟，而六弟已去，无法再向他当面表达愧疚与歉意，曾国藩的心情可想而知，他觉得自己唯一的办法是“洗心涤虑”“力挽家运”。因此，他与三个弟弟相约重建家风。“第一，贵兄弟和睦。去年兄弟不和，以致今冬三河之变。嗣后兄弟当以去年为戒。凡吾有过失，澄、沅、洪三弟各进箴规之言，余必力为惩改；三弟有过，亦当互相箴规而惩改之。第二，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蕙两家……第三，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写铺帐。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菜。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

　　从曾国藩的忏悔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他将六弟之死归咎于自己没有度量而造成的兄弟不睦，却不认为将六弟带进军营有何过错。曾国藩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当国家有难的时候，包括六弟在内的读书人出来做事理所当然，何况，六弟曾国华也确实具有军事才华。曾国藩曾经对别人这样说过：“使吾有生还之日，温甫力也。”这样的人，在乱世不叫他领兵打仗，恢复政权秩序，叫他干什么去呢？正因为他觉得让六弟从军没有做错，后来，他才会再次将另外两个弟弟曾国葆、曾国荃先后引进湘军。

　　成大事者往往有常人不及之处，曾国藩亦是如此。在遇到人生最大的得意事时，比如封官进爵之类，他不沾沾自喜，害怕盈满则亏；在遭到重大挫折时，他反省自己的缺失，决不诿过，却也不无限扩大，该承担的就承担，不该承担的也不故作姿态。虽为封建士大夫，但他的得意与自省中渗透的理性精神，值得后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