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两千多年的皇权历史上，有两个明星组合，一是唐太宗与魏征，二是宋仁宗与包拯，可谓两大奇葩，少有地呈现出明君直臣的制度亮点。虽然不具代表性，但却向来被视为“正能量”。许多学者并未忽视一个事实，没有李世民、赵祯这样的明君、仁君，就不可能出现魏征、包拯这样的直臣、诤臣。

　　具有悠久历史的国家不仅具有考古价值，也有文化价值。古代墓葬中的重要发现，至少可以丰富馆藏。然而，要从中找出当今时代用以治国理政的器物或典制，的确是相当困难的。不过，古老国家自有古老的土壤，古老历史濡染了古老的民风，古老的民众早已习惯了古老泥土散发出来的古老气息。正是从这点出发，解剖一下包拯弹劾宋庠的案例，并非毫无意义。

　　宋庠、宋祁兄弟，同年科举入仕，可谓北宋的双子星座。宋庠官位高于其弟，曾任当朝宰相；宋祁文名盖过乃兄，人称“红杏尚书”。包拯弹劾的正是时任宰相、作为兄长的宋庠。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三月，当时的包拯只是一名谏官，甚至不具备检察权力，他居然对当朝宰相宋庠提出弹劾，称其“再秉衡轴，首尾七年，殊无建明，略效补报。而但阴拱持禄，窃位素餐，安处洋洋，以为得策”。

　　在重视文官的北宋政治中，宋庠具有不俗的文学素养，其诗文在当时很有名气。此人在官场上老成持重，平和儒雅，颇具大臣风范，但他在政治上却庸碌无能，极少建树。不过，宋庠并没有明显的违法乱纪。这么说吧，这宋庠可说是“孙连成”一类官员的先辈，只是年龄更大、职务更高而已。包拯对宋庠的弹劾一经提出，在仁宗皇帝尚未决断之际，宋庠就对其行径自我辩护，这是包拯无法接受的，因而，他才愤然指责宋庠“足见其固位无耻之甚矣！”

　　怎么看待包拯对一个没有明显劣迹与罪行的高层官员的弹劾？包拯在奏折中作了明确阐述，他认为，对于掌握国家中枢权力的高层官员的评价，不能等同于基层干部一定要有触犯刑律、贪赃枉法的罪行与事证（“非如群有司小官之类，必有违状挂于刑书”），这是因为“执政大臣与国同体，不能尽心竭节，灼然树立，是谓之过，宜乎当黜”。一个掌握国家高层权力的人，无功即为过，因为其执政地位的高屋建瓴，总揽全局，其施政影响也必然具有根本性、全局性。位高而权尊，权尊而责重。与其地位、权力相应的是义务与责任。

　　包拯也深知国人喜欢从过往和传统中找论据的路数，他在奏折中不仅列举了唐宪宗时宰相权德舆因“不能有所发明”“以循默而罢”的历史鉴戒，而且列举了前次罢免范质等人“只以不称职”“未尝明其过也”的本朝先例。包拯的奏折有实、有理、有据，宋庠只得辞去宰相之职，到地方上“知河南府”去了。

　　北宋中期，因承平日久，商业繁荣，尽管官员待遇优渥，仍然滋生了享乐与贪欲之风。对于此种弊端，包拯同时期的学者与官员也有清醒认识，李觏指出，部分干部“但行文书，不责事实；但求免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苏轼认为，一些官员“莅官之日浅，而闲居之日长，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欧阳修痛切地批评道，如此下去，“四海之广不能容滥官，天下物力不能给俸禄矣”。

　　包拯对于宋庠的弹劾，并非滥用言事之权。这一举动，对于北宋政治生态或者并无振衰起弊之功，然而，千载之下，仍然具有历史的启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