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光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资深研究员，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一带一路”项目负责人，上海政法学院特聘教授，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首席专家。同时担任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评审委员、国家反恐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软科学专家。2008年，获联合国任命为文明联盟大使。长期从事国际关系和世界史研究，特别是在丝绸之路与欧亚关系、上海合作组织研究、犹太以色列研究、中东和欧洲问题、俄罗斯和中亚问题、国际危机和反恐问题等研究中取得丰硕成果，出版著作10余本，发表论文上百篇。

　　“一带一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的一个热点，但一些人容易将其仅仅视为经济议题，而忽视了与其密切相关的文明因素。

　　自古至今，“一带一路”特别是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存在着各种文明之间的连接地带，也被称为断裂带。一些纷争由此而起，同时文明也在此交汇、融合。居住在“一带一路”沿线的不同文明、宗教、民族之间，既有碰撞，又有着对话、交流和友好交往。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岁月，它们在“一带一路”沿线和谐相处，形成了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和利益共同体。

　　这些利益共同体的交流与合作，推动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逐步形成。下面，我想以陆上丝绸之路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个地区为例，来阐述文明交汇融合带的形成和演进。它们的经验表明，不同文明、民族、宗教通过对话、包容、互鉴可以求得共同发展；同时，唯有如此才能为“一带一路”奠定坚实的基础。

　　■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不同文明涵盖区域之间存在连接地带或断裂带，丝绸之路穿越的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三地区均存在这样的情形。各种文明在断裂带接触、碰撞，引发一些摩擦和纷争，有可能对丝绸之路上的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形成干扰。这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是一个现实挑战，不应当回避或无视。应当看到，当前欧亚大陆出现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并不能代表真实的民意。因此，努力推动去极端化、打击恐怖主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历史进程的长时段来看，丝绸之路沿线各种文明、民族、宗教之间的融合始终是主流，是大的发展方向。当前，中亚各国、各民族人民正团结起来反对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同时，上海合作组织倡导的“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日益深入人心。“一带一路”倡议努力促进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进一步推动各民族、宗教、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使文明断裂带的负面作用得到有力遏制

　　文明断裂是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冲突纷争的文化根源

　　中亚地区包括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等国，有学者也将其称为“欧亚大陆腹地”组成部分。在古代，这片地区大体是游牧民族的栖居地，主要的族群有匈奴、突厥、蒙古等。它们不时南下，与属于农业文化区的民族发生冲突又展开交融。随着历史的演进，中亚地区的突厥语系、波斯语系诸民族逐渐皈依伊斯兰教。这一伊斯兰文化圈与周围的东正教文化区、儒家文化区、佛教文化区、印度文化区之间形成了断层。

　　在高加索文化断层中，居住着许多山地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达吉斯坦人、卡尔梅克人和鞑靼人等。这些民族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是古代游牧民族的后代。北侧平原地带是俄罗斯人的居住地，盛行东正教；在南侧外高加索西部，格鲁吉亚人大多信奉东正教，亚美尼亚人多信仰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但外高加索东部的阿塞拜疆人又信奉伊斯兰教什叶派，属突厥语族。

　　巴尔干半岛处于欧洲文化断层上。这一断层的界线由北向南纵贯欧洲大陆，北端起于芬兰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左边一侧依次是芬兰、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西乌克兰一小片领土、匈牙利以及更往西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右边一侧顺次为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的大部分区域、罗马尼亚以及更东面的摩尔多瓦。简而言之，断层西边的居民大部分信仰罗马天主教或基督教新教，东边的人大多数信奉东正教。除了宗教因素之外，斯拉夫、日耳曼、拉丁三大民族文化也在这条断层两侧碰撞和交融。

　　这条断层的南段进入前南斯拉夫境内，沿着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的边界向前，把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留在一侧，把笃信东正教的塞尔维亚留在另一侧。接着向南深入波黑后，这条线的走向变得不那么明确，呈犬牙交错状，伊斯兰教徒、东正教徒和罗马天主教徒混处杂居。更后面的断裂层则分成东、西两线前进。西线沿阿尔巴尼亚与希腊边界向前，直至地中海。东线循希腊与马其顿、保加利亚的边界推进，再折向南穿过希腊和土耳其边界直至爱琴海。在这断层的两侧，一边是单一种族的希腊人，另一边是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斯拉夫人。两边都信奉东正教，但民族差异明显，文化渊源并不相同。

　　多个世纪以来，上述三个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冲突均有内因和外因。总的来看，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往往是主要原因，文明断裂则是导致纷争的文化根源。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亚大陆出现了一股泛突厥主义浪潮，企图“统一”所谓突厥语系国家和民族。冷战结束后，泛突厥主义暗潮再次汹涌。与泛突厥主义相呼应的是泛伊斯兰主义，其中的一部分极端势力更是走向了恐怖主义，远远超出不同民族、宗教、文明的差异，挑战着人类文明的底线。

　　在高加索文化断层和巴尔干地区，也曾出现较长时期的冲突。以巴尔干地区为例，自中世纪以来，巴尔干地区一直是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文化碰撞、融合的地区。奥斯曼帝国曾一度控制整个巴尔干半岛，并向中欧腹地推进，但最终为欧洲各基督教强国的合力抗击所挫败。19世纪奥斯曼帝国由盛转衰之时，欧洲列强又展开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角逐，导致马克思所称的“东方问题”的形成，使巴尔干成为民族宗教冲突集中的“火药桶”。正是这个“火药桶”的爆炸，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占领巴尔干地区，残酷镇压各国的抵抗运动，挑动各民族、教派之间的仇杀。在此危难时刻，巴尔干各族人民联合起来，与侵略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并在西方盟国和苏联红军的援助下，取得了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二战后，欧洲陷入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抗之中，巴尔干地区也难以幸免。在冷战两极格局下，由于意识形态冲突空前激烈，民族宗教矛盾相对弱化或被掩盖。但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在外部势力的挑动下，巴尔干地区的民族宗教矛盾再次爆发，导致南斯拉夫解体。此后，波黑内战、科索沃战争、马其顿动乱等接连爆发，酿成一系列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