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贵州代表团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在2016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这些重要论述把文化自信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认真研究文化自信这个课题，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文化自信，是指人们对我们党、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历史传统、价值内涵和现实意义的认识、认同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信念。关于文化结构，有着许多种界说，我们在本文中采用物质、制度和精神三层次说来展开对文化自信的论述。

　　一、我们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来

　　1.中华民族独自形成了系统的原生文明。作为一个地理范畴的中国，是从上古时代华夏族在黄河流域建立的中国开始的。《诗经大雅生民之计》讲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反映了华夏族人认为自己居天下中央，而相邻地区为四方的观念。作为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的中国，就当生成在夏商周的时代。元代人王文亮曾描述道：“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仪，故谓之中华。”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早期形成的优势和魅力所在。

　　在那个时代，我国已经产生了比较成熟的农业文明，土地为国家和集体共有并向个体的私人所有发展，石器和铜器成为农业生产工具，集体劳动以抵抗自然力量。部族首领领导人们治水就是集体劳动一方面的见证。

　　在那个时代，我国进入了国家文明的阶段，与古希腊大体同步。在夏朝政权创建后的1300多年里，我国早期国家最高政权只经历了三次重大更迭，保持了结构的稳定性和继承的连续性。已经形成相对稳定的社会秩序结构，有了军队、监狱和官吏组织系统，有了王室对诸侯的管理制度以及各方面的细化和有效的管理。

　　在那个时代，我国已经产生了体系较为完整的成熟文字甲骨文、金文 ，它们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今天见诸于世的10多万片有字甲骨中，含有5000多不同的文字图形，其中已被识别的有1000多字。

　　在那个时代，特别是积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产生了一个又一个思想理论派别和体系，其中有道家、儒家、法家、阴阳家、名家、墨家、杂家、农家、兵家、纵横家等。世界各民族的文明都有着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大海、大河、高山和沙漠的阻隔和无法跨越的距离，文明无法对话。我们有理由自豪，尽管在同一个时期，中国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等世界上的思想大家和思想高峰如约而至，但我们的思想理论、价值观念和典章制度等却循着独创之路，为人类文明贡献着光华。

　　2.中华文化是全世界唯一没有中断过的文化之河。中华文化已经在世界上持续存在几千年，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曾发生过的事实。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这些有着灿烂文化的国家都败亡了。梁漱溟曾总结道，“历史上与中国文化若后若先之古代文化，或已夭折，或已转易，或失其独立自主之民族生命。唯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至于今日岿然独存。”从历史的具体表现形态上看，几千年间，中华文化经历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天灾人祸的考验，具有对灾难和创伤的强大修复功能。包括王朝的更替，短暂的国家分裂和外敌的入侵，都经过了战乱和动荡。但是，无论遭受怎样的苦难，遇到怎样的灭顶之灾，走过怎样的曲折道路，中华民族始终不屈不挠、浴血拼搏、奋力抗争，最终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葆有独立之民族生命的密码到底是什么。按照唯物史观的观点，建立在相对优越自然地理条件上的农耕经济的持续性，是造就中国文化持续性的首要原因。同时，与自然的、个体的农耕经济相适应的家国同构的政治结构，也是中国文化持续向前发展的重要支撑。从整体上讲，中华民族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及未来，从来都有着坚定的自信心。抗日战争时期，即使敌我双方在经济、军事、政治组织能力和综合国力对比非常悬殊的条件下，毛泽东依然通过科学论证和严谨分析坚定指出：“亡国论者看敌人如神物，看自己如草芥，速胜论者看敌人如草芥，看自己如神物，这些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意见相反：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4—515页）这就是一位脚踏中国坚实大地、吸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伟人的思想力量，这就是科学的力量、文化的力量。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具有的真理力量。在今天看来，明清之际，我们国家已经丧失了赶上世界发展潮流的机会。而1840年之后向西方学习，又是被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割地赔款、痛定思痛的选择，带有鲜明的救亡色彩。从兴实业、建海军，到变法图强，从搞革命、组政党，到共和流产，中华民族的救亡振兴之路屡屡受挫。反思中华传统文化，的确存在很多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人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把它郑重写在自己的旗帜上，才显得弥足珍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又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所以，人们毫不怀疑这样的结论：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近40年来，在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第一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重大命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这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不断总结新鲜经验、作出理论概括，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理论渊源、主题、品质、基点和目标上，一脉相承，接续探索，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推向了新的境界。靠着这些科学理论的指引，靠着这些强大精神支柱的支撑，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大业才能乘风破浪，一往无前。

　　4.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蕴含的道义力量。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为指导，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者、倡导者和践行者为己任，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长期斗争中形成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反映了党的性质和宗旨，体现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党内生活和党的工作实践中的具体体现。三大作风树立了我们党的崇高道德形象，成为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

　　回顾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弘扬和践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我们党的优秀分子的自觉追求。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岁月，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培育了以坚定信念为核心的井冈山精神，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为核心的长征精神，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核心的延安精神，以“两个务必”为核心的西柏坡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的党、军队和人民共同培育了以不畏强敌、保家卫国为核心的抗美援朝精神，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为核心的大庆精神，以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勇攀高峰、大力协同为核心的“两弹一星”精神等，凝结在无数革命先烈的英雄壮举上，凝结在许多先进集体的无私奉献中，成为我们党作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表征。

　　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长征精神和其他的革命精神、社会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一起，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锻造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代和当代的接续传承和升华，构建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神高地，成为永远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奋发前进的道义力量。

　　5.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昭示的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十二组词、二十四个字，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要求，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现了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体现了亿万群众社会生活实践和精神生活的创造，反映了社会成员主观愿望的最大公约数。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核心的部分，规定着文化的性质、方向，起着社会稳定器和精神生活方向盘的作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和概括来之不易。我国百年来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社会变化之剧烈前所未有。经济和政治的变化与图强相起伏、与屈辱相交织、与战争和复杂斗争相伴随，与此相关联，新思想新观念与旧思想旧观念的较量纷陈僵持。只有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国革命的面貌才为之一新。中国文化也出现了全新的面貌。但新中国成立之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规律，又经历艰难摸索的过程。今天，经过近40年的改革开放，我们的党早已实现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我们的文化建设实现了与以阶级斗争为纲相适应到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相适应的转变，实现了从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相适应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转变。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成熟把握，根本的一条就是确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人民群众精神世界的主流一定会始终向上向善、丰富充实，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流一定会保持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