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近年来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在西方，美国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处于领先水平。美国中国学研究的起步基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同岁，其以丰富的一手资料收集、各类科学研究方法的即时应用而在西方世界具有相当的代表性。近年来，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开始更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共产党。总体来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肯定性评价越来越多。
一、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国家和人民的责任意识
近年来，美国学者在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上出版了大量著作。杜克大学阿里夫德里克教授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性透视》、美国社会学家傅高义教授的《邓小平时代》、纽约大学熊玠教授的《习近平时代》、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罗斯特里尔的《习近平复兴中国》都在国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研究体现了美国学者经世致用的取向，他们研究理路深刻而具体，既有国家政策层面的宏大叙事，也有领导人个性风格的微观刻画。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开辟了中国革命道路，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三大改造，推动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哈佛大学终身教授麦克法夸尔对毛泽东评价颇高，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已经完成了对苏联模式的超越”。（麦克法夸尔：《〈中国季刊〉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中国季刊》2006年第188期）麦克法夸尔高度肯定了邓小平务实的工作作风，他认为，1982年邓小平开始使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是从战略高度构建符合中国自身特征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发展要从本国国情出发，逐渐摆脱苏联模式，以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形成中国特色。傅高义对邓小平的历史功绩给予充分肯定，“邓小平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改革家，他也是一个务实的政治家，能从中国现实出发，不一味强调意识形态。他讲究成就，不要争论，因此能改变当时中国落后的面貌。”（吴小曼：《对话傅高义：“帮美国人了解中国改革”》，《华夏日报》2013年5月20日，第35版）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强经济新常态建设，提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落实深化“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些也得到了美国学者的高度赞扬。美国学者瑞安米切尔指出，中国政府已经在经济和社会领域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同时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从而使得当今中国出现“最新发展”。（瑞安米切尔：《中国崛起的韧性与脆弱性》，《马克思与哲学评论》2015年6月19日，第2版）
美国学者高度赞扬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对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也是赞赏有加，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与中共领导人的鲜明个性与有力领导密不可分，中共领导人的准确判断和恰当布局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威斯康辛大学密尔沃基分校教授谢尔霍洛维茨撰文高度肯定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西藏和新疆问题上的战略策略，并指出这种战略的延续性对国家的稳定、团结与发展有着重大意义。他们认为，毛泽东坚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指导下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战略方针颇具远见；同时坚持中国各民族团结，增强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杜绝汉族大民族沙文主义，避免国家分裂。（谢尔霍洛维茨：《稳定中国的西部：对中国共产党对西藏和新疆地区治理策略的解释》，《中国政治学评论》2015年第4期）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维护了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团结，维护了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
孟德斯鸠有句名言：“在建国之初，领导人塑造着国家制度，接下来则是国家制度塑造着领导人。”斯坦福大学高级研究员蒂莫西加顿阿什认为，中国经济政策和外交的前景与未来取决于由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决策水平的质量。（蒂莫西加顿阿什：《习近平时期的中国是地球上最伟大的政治实践》，2015年6月1日）高度肯定了中国领导人对新中国制度构建和繁荣发展的卓越贡献。
美国学者对中共领导人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勇气非常赞赏。美国丹佛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赵穗生教授就习近平总书记对毛泽东的高度评价表示肯定。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提出“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赵穗生认为，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拒绝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划分为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而任何这样的划分都有倾向于贬低毛泽东的借口。（赵穗生：《重新审视关于“中国模式”的辩论》，《当代中国》2017年第103期）习近平总书记主政以来提出“四个自信”，这是他对“三信危机”（信心危机、信仰危机、信任危机）的有力回应，不仅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也体现了他对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强烈责任感。
美国学者对中国共产党强调集体智慧的思想表示赞扬。他们称赞邓小平强调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事求是、反对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而这也正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他们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繁荣、稳定和发展得益于中共善于总结经验与教训，形成集体智慧，更核心的是在于中共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们非常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很多高级干部都有基层工作经历，认为这有助于他们更好地体察民情，扎实开展工作。中共十八大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均有过长期基层经历，而这更促进了他们心怀民众疾苦，关心社会民生，制定政策时更多地将普通群众考虑在内，真正践行“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一宗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