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中国的政治和文化语系中，“孝”和“孝道”都占有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孝道”在古代社会是浓厚深切和整全的生活方式和治理模式，那么它在今天已经被相当地稀释甚至淡化了。今天我们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重视“孝道”，首先就要找准问题。发扬孝道在今天面临着哪些冲突和困难呢？

　　少感恩。现代社会由无数独立而丰富的个人组成，人与人之间感情纽带的涣散或者断裂，导致在家庭内部的关系上越来越表现为冲突和对抗。父母如果想要用自己所处的时代特征来影响或传递给子女，或者用自己的生活思维来规定子女的将来，子女是不会有“无改于父之道”的自觉的。对父母生养之恩，和现代性话语要求的独立、自由、平等和反抗精神似乎无法找到对话的可能。

　　多纠葛。传统中国的孝道具备整全的理论特征，从私人空间延展到公共政治生活空间可以做到圆融无碍。即使有诸如“忠孝不能两全”的感叹，也能被孝的终极意义所包容，因此在做具体个人选择的时候很难遭遇今日的困难。但是现代社会中，孝却往往遭到质询和怀疑，“孝道”似乎不再是天然正义的事，它容易和介入个人家庭的公众产生剧烈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甚至是不可避免和难以缓解的。“孝”与普遍的公民德性逐渐出现了罅隙，乃至纠葛在一起。

　　少陪奉。不同于以往的宗法社会或传统社会，随着科技的发达，个人的交通半径和生活半径也逐步扩大，而家庭也从之前所谓的家族和宗族，成为以核心家庭为主的小单位。很多人的原生家庭与求学、就业和小家庭的空间距离也越拉越大。与此同时，社会老龄化程度加深，使得空巢老人正在变成一种社会常态。

　　“孝道”传承在今天之所以难，有深层的社会原因。

　　一是家庭或社会结构的变迁。子女对父母感恩之情的淡漠，根源来自家庭或社会结构的变迁。传统道德以孝道作为精神的底色，描述的人际关系是从父母传递到子女，一直往下延续的品格、精神和传统，表达的不仅是物质的供养，感情的回报，更重要的是贯彻其中的权威和服从。这样的纵向社会一旦解体成为横向的现代社会，一旦孝道动摇乃至失范，就必然会呼唤一种新的秩序和文化的诞生。因此简单指责当代的人心和人性，不但没有必要也毫无益处。理解现代社会的密钥是关注横向社会中人和人的纽结点或连接方式究竟在哪里。揆诸中国人的现实处境，我们倾向于在亲朋熟人中间推己及人，泛爱众而亲仁。于是在步入“现代”的时候，我们便很难完全忘掉身后的家庭关系，然而又竭力反抗乃至过犹不及，这种情况在父母子女的亲子关系中就表征为少感恩。

　　二是情法两难。在传统社会，“孝”既是私德，也是公德，它代表公共政治权力的强力统治。内外之别不是很重要，甚至家庭内部的事和公共政治领域的事就是同一件事，共享同一个准则，所以情理和法理之间也就不存在困难。然而，现代社会都以法治作为基本准则，法治的起点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独立个体，并且权利和义务也是对等的。个人身份在家庭生活中是双面的，也就负有双重的义务和责任。父母子女既有血亲的纽带，也是对等的公民。子女对父母负有义务，对外在于家庭的那个假定的或实际的政治空间的他者也负有当然的义务，这是作为现代社会普通成员的天然要求。孝道便从私人关系中剥离出来，被和盘托出接受公开的考验。

　　三是身与心的分离。与传统社会相比，现代生产和生活节奏加快，劳动强度大幅度增加，社会流动性日益增强，行孝的最大实际阻碍在于父母子女之间时间的不同步、空间的不同一，时空之差直接影响了人们在物质和形式上对父母行孝。并且，赡养本身也只满足了“孝”的前提，除了奉养和陪伴，人还需要感情的互动与交流。子夏曾问孔子什么是孝道，孔子说，孝道之难，就难在子女对父母的情绪侍奉上，如果仅仅是为父母操劳，供给餐饮，难道就是孝了吗？赡养只是小孝，让父母心情愉悦才是至孝。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