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王玉廷,1938年生,河北行唐人。1983年9月任正定县委组织部长。1984年8月任正定县委副书记。1988年任正定县委书记。2000年退休。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然 陈思 黄珊
采访日期:2017年4月4日
采访地点:石家庄市王玉廷同志家中
采访组:王玉廷同志,您好!您是1983年9月到县委工作的,之前您在县直机关工作。您到县委工作之前认识习近平同志吗?你们初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王玉廷:近平是1982年春天到正定来的。当时我还在县农机局任局长,单位在火车站那边,离县委大院比较远。那时我还有一个职务,就是正定县科委技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委员,偶尔也到县委去办事。有一次,评定技术职称的时候,我骑自行车到县委去找县科委主任李德祥同志。
那天,近平恰好在李德祥同志办公室。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个穿绿军装的小伙子,个头高高的,带着一股子精气神。
李德祥给我介绍说:“这是咱们新来的县委副书记——习书记。”
我跟他握了握手,聊了几句。
他问我:“王局长,你任职多长时间了?”
我说:“有几年了。”
他说:“你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说:“我是西北农学院毕业的。”
他说:“你在西北上的大学?你老家是哪儿的?”
我说:“我老家就在这边——石家庄地区行唐县。习书记,你的老家是哪儿的?”
他说:“我是陕西富平县的。”
我说:“陕西富平啊,我到你们那个县收过麦子,有十几次呢。”
近平一听,笑了笑说:“是吗?你在那边工作过?”
我说:“是啊,我毕业以后,在宁夏农机管理局工作了七八年,那时候西北地区的联合收割机很少,我经常调动联合收割机到陕西渭南地区去,给富平县收割麦子的次数可多了。”
我们两个聊了一会儿,我发现,这位年轻的习书记待人很亲切、很随和,言谈举止很沉稳,但是因为他太年轻了,我感觉他还有点学生味儿呢。聊了一会儿,他就起身告辞。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很简单。
我和近平的第二次见面,是我有一次到县里去汇报工作,碰到近平,跟他打招呼,聊了几句。后来,我们就没怎么见过面,直到我调到县委工作。
1983年9月,我任县委组织部长。从那以后,我在近平直接领导下工作,接触就比较多了。
1984年8月,我任县委副书记,主管党群工作,我和近平的办公室挨着。那个时候,我们干部实行粮食定量,食堂伙食也不好。再一个,我们经常开常委会,有时候开到很晚,散会后食堂早就“打烊”了。近平因为家不在这里,吃饭都在食堂,所以一旦赶不上饭点,就要饿肚子。我一看,这样也不行啊,就请近平来我家吃过几次饭。近平很随和,我爱人做什么他就吃什么,从来不挑剔。
采访组:您从1983年到县委工作就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了。那个时候,您对他的工作有什么印象?
王玉廷:在和近平一起搭班子工作期间,他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体会比较深的有四个方面:一是他用高超的领导艺术和工作方法,组织制定了正定繁荣发展的目标和战略;二是他高效组织人才队伍,组织动员起正定繁荣发展的力量;三是他着力创造繁荣发展的环境,为正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四是他扎实开展了正定繁荣发展的实践,给正定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这句话是近平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会见中外记者的时候讲出来的,而早在30多年前,他就本着这个信条来做工作,为正定人民做了很多好事实事。
那个时候,国家以粮为纲,正定县又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这个荣誉放在第一位,所以征购指标相当高,导致老百姓的粮食不够吃,副业也发展不起来。老百姓没办法,要到周围县里买山药干、红薯干才能填饱肚子,生活很苦。近平为了给正定减轻粮食征购压力,做了关键性的工作,大幅减轻了农民负担。
在近平的努力下,正定成为石家庄第一个通公共汽车的县。上世纪80年代初,离石家庄市区15公里的正定县,没有专门的公共汽车往返,火车也没有几趟,运力不足,很不方便。长途汽车在正定火车站设了一个停车点,县城里的人要想去石家庄,都要走5里地去火车站坐长途客车,并且班次少,很拥挤,开车时间也不固定,有时候等半天不走,有时候赶过来,车已经满员,就坐不上了。无奈之下,有的人就选择骑自行车去石家庄,但自行车在那个年代算是“大件”,也要凭票购买,很多老百姓买不起。这种情况下,近平与石家庄市委书记积极沟通,开通了石家庄市至正定的201路公共汽车,每15分钟就发一趟,不仅大大方便了正定老百姓的出行,也为石家庄市里的人到正定参观旅游提供了方便。这是近平为正定做的一件惠民生、顺民意的实事,在老百姓当中反响特别好。
80年代初,城乡普遍都用蜂窝煤当燃料,用来取暖和做饭,不仅污染大,而且很费事。近平为了改变这种状况,跟石家庄市要了一批煤气罐的“户口”。当时,石家庄能用上煤气的家庭还不多,他就给我们正定要来了一批煤气罐,方便了老百姓的生活。
近平刚到正定时,有一段时间由他来主抓改造“连茅圈”,把农村的厕所和猪圈分开。县里的主张是“一刀切”,快刀斩乱麻,到农民家里直接强制性地改造,改完就完成任务了。但近平并没有这么做,他首先在两个村搞试点。
近平觉得,这个事,直接铺开搞,突击搞,肯定会有反复,强制性地把老百姓家的猪圈和厕所隔离开,人家肯定反感,人一走,老百姓马上就可以拆掉——拆几块砖头还不容易吗?这个事要想办好,首先是让大家在思想观念上接受才行。所以,应该先搞两个试点,让大家都能看到好的效果,然后再全面推开。
后来,我们在吴兴和塔元庄这两个村搞了试点,效果都很好。接下来,我们就以这两个村为标杆,进行宣传和推广,让各个村的群众慢慢接受。
过了一段时间,地区开汇报会,我和近平去了,也把实际情况说了一下。地委领导因为我们没有大刀阔斧地改造“连茅圈”,点了正定的名,要求我们加紧搞。从会上下来,我跟近平说:“你看,上面催得紧了,咱们开始弄呗。”近平摇摇头说:“那种‘运动式’的弄法,肯定劳民伤财,推广越大,损失越大,群众也不会满意的。咱们国家在这方面吃的亏还少吗?”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没关系,我去跟地委领导汇报,把情况讲清楚。”近平后来具体怎么跟地委领导谈的,我不是很清楚。但我们正定后来就是按照近平主张的这种方式,通过试点稳步推进,后来县里各村“连茅圈”改得都很好,反复也很小,而那些“一 刀切”改造的县,后来都有很大反复,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