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文化自信的底气不仅来自传统的辉煌，而且更有赖于现实的灿烂。

　　●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既来自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性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创造精神，也来自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红色文化的革命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导向性。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中取得的成就，无比增强了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

　　●中国共产党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以及使之成为国民教育的组成部分提高到国家文化战略层面，并作为一项各级党委政府和相关机构的责任，提高了全国人民传承发展传统文化的自觉性。

　　文化自信需要有底气。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文化自信是一体两面。高度的文化自信，表明我们文化底气十足；而文化底气越足，越强化我们对文化自信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没有底气，文化自信是空谷回音的自我呼喊；而没有文化自信，文化底气是镜花水月似有实无。要强化文化自信，我们一定要弄清我们自信的底气何在。

　　与文化自信相连的自信底气问题，同样是当代中国具有的重大理论和现实性问题。它是经过近代100多年灾难后，中国人重建文化自信的理论与事实依据。深入研究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应该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质，但又要越超文化视域。因为文化自信的底气，既在传统文化之中，又在现实之中，它离不开当代中国社会。中国传统文化是文化底气之根，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文化底气的中流砥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是文化底气的基础，而正确的文化政策则是维护文化底气的制度化保证。只有把文化自信的底气放在当代中国整体环境中，尤其是放在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辩证关系中，我们才能以新的精神状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发展阶段，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刻继续奋进。

　　1、文化自信底气来自中华文化的特质

　　中华传统文化是文化自信底气之根。我们的祖先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在发展的早期，各种思想学派精彩纷呈，多角度地体现中华智慧的全面性和丰富性。恩格斯说过：“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差不多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这个论断同样适用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历史上思想学派众多，各有持论，各有辉煌，虽有差异，但不是彼此隔绝。《易传》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和而不同，海纳百川，中华传统文化是由各派思想从各种角度切入的关于宇宙人生、治国理政、立德树人相异相成的大智慧，取之不竭、常用常新。

　　以儒学为主导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人文文化，它最关注的是现世而非来世，是人间而非天堂——它是人的文化，而非神的文化。宗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往往引导人们与现实相脱离，马克思是极力反对神性化的文化的，他说，“废除作为人民幻想的幸福的宗教，也就是要求实现人民的现实的幸福。要求抛弃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中国历来不是政教合一、皇权与神权共治的国家。传统中国的治国理政，立德教民，是依据思想家的教导和智慧，而非神谕或上天启示。在中国，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和历代思想家的学说主要是现实的智慧，而无关来世。范仲淹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和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的都是这种世俗精神、人世情怀。

　　中华传统文化的现实关怀，并非没有超越性和神圣性。中华传统文化把为国家为民族而勇于牺牲作为最高价值，其自身就包含超越性，即超越个人的利益，心中有“大我”而不是“小我”；具有神圣性，因为它怀有崇高的理想和信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身殉道、以身殉国，而不是临难图苟免，贪生怕死。中华民族没有发生过宗教战争，也没有宗教殉教者、没有对宗教战争杀戮者的赞美，有的则是对为国牺牲者的歌颂。屈原的《九歌国殇》就是对战死沙场的勇士们的歌颂，“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会、看待人生，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国人独特而悠久的精神世界，让中国人具有很强的民族自信心，也培育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

　　中华文化是极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文化，一部中华文化史，同时是一部中华文化思想创造史。在历史上，历代都有杰出的思想家从不同方面对中华文化积累作出自己的贡献，如积土为山，汇河成海。在中华文化史上，不同时代各有特色和高峰，人才辈出，各领风骚。各个时代都有各自作出突出贡献的思想家和传世经典文本。至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代表自己时代性的文化珍品。中华文化的创造性和时代性特征，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是我们文化自信的底气。我们的文化博大精深，历经5000年发展从未中断，全赖这种创造力。一种没有创造力的文化，就是没有生命力的躯体。尤其处在发展迅速、风云变幻、竞争激烈的当代世界，一个国家仅仅拥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无创造性，不能创造出与时代相符合的当代文化，不会拥有足以自信的文化底气。文化遗产是历史，它代表先人的创造和智慧。一个民族的文化不仅要源远，还要流长；不仅要根深，还要叶茂；不仅要有传统性，还要有现代性。因为传统文化遗产能否保存，能否发挥它泽被子孙后世的作用，不能只依靠祖先的荫应，而应该是后世子孙的继承、发展和创造。历史证明，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怎样丰富，后代都不可能坐享其成。这是北非、西亚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的当代命运告诉我们的真理。文化自信的底气不仅来自传统的辉煌，而且更有赖于现实的灿烂。

　　中华传统文化世俗性和家国情怀的继续发扬与升华，以及它的创造性和生命力，在当代体现为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近百年来体现为革命的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红色文化承载着多少代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的心血，无论是昂首阔步带镣长街行，或是被暗暗处决，或者是战死沙场，都是在为理想和信仰而牺牲。这种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而牺牲的理想和信仰，是神圣的和超越自我的。红色文化是用奋斗和鲜血书写成的有字的和无字的文化。有字的，是先烈们的著作和充满理想和激情的牢狱书信。像《革命烈士诗抄》和方志敏《可爱的中国》中那些令天地变色、世人泪奔的临刑高歌的绝命诗；无字的，是革命人民和共产党人前仆后继战斗中所包含的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红色文化。他多次指出，“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文化，是为了人民过上最美好生活的文化。可以这样说，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底气，既来自我们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丰富性与和而不同的包容性和创造精神，也来自体现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红色文化的革命性、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和导向性。在当代，如果不重视红色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中华文化重要构成这一现实，就很难全面理解当代中华文化的底气由何而来。

　　2、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是自信底气的中流砥柱

　　在当代中国，研究文化底气问题，绝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核心地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它在中国处于三座大山压迫下时，肩负起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历史使命，其中就为文化重建和复兴提供了可能性；在新中国成立后，它肩负起全面建设新中国的历史使命。中国共产党不仅发展经济，强国富民，对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祉负责，还要在实践上重建文化自信。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在“726”重要讲话中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实现“四个伟大”同样要求实现中华文化的复兴。

　　近百年的苦难历史证明，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有重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有组织的政治力量；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不可能有新中国，就不可能找到重新树立文化自信的道路。如果中国仍然保持旧的社会和旧的制度，中国就不可能是现在的中国，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文化自信的底气。在研究文化自信底气问题时，绝不能无视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而且是文化建设的领导者，是文化自信底气的中流砥柱这一现实。

　　社会上曾经刮起小股“民国风”，认为民国时期的文化名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这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从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40年，是中国由乱到治、由弱到强的社会大变革的过渡时期，是一个混乱而又向前迈进的时期。民国时期总体上经济落后、政治专制、教育落后，文盲遍于国中，但由于社会处于转折时期，在文化上出现过一些名人。但在一个落后的中国，极少数文化名人或曰文化精英，并不能代表当时中国具有文化自信和文化底气。文化自信的本质是民族自信，是整体民族的精神状态。我们敬重其中一些人对中华文化的贡献，但仅凭旧社会极少数文化精英，而无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和国家重建、社会重建、文化重建，就不可能懂得当代中华文化自信的底气究竟从何而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的中流砥柱，也是中华文化复兴的中流砥柱。在当代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最高的政治力量。削弱或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华民族会再度丧失文化自信的底气。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正因为这样，十八大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党建，从严治党，惩治腐败，务必不辜负全国人民对党的信任和期待。